1983年2月1日，北京春寒料峭。上午9时许，一辆急速行驶的警车在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叉口停下，很快街上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此时在大耳胡同39号一间屋子里，一个身穿中山服，体格矮胖，秃头顶、大眼睛、说话有些结巴的老头儿正心烦意乱地坐在沙发上抽烟解闷儿。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你叫李家琪吗？”

　　“是，我……我叫李家琪。”说着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公安人员一边出示逮捕证一边说道：“我现在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你被逮捕了。”

　　听着民警威严的声音，李家琪一时间呆若木鸡，痴痴地站着一动不动。当冰凉的手铐锁住他的双手时，才如梦初醒，哆哆嗦嗦地在逮捕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被押上警车。第一次审讯随即展开。

　　“你叫什么名字？”民警按法律程序发问。

　　“李家琪。”

　　“哪年出生？”

　　“1927年阳历4月21日。”

　　“籍贯？”

　　“河北省丰润县。”

　　“说一下你的生平简历。”

　　“我从小跟父亲由老家来北京，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李家琪说，1941年上高中时，他在北京参加了“华北铁血锄奸团”行动队，任交通员，后任军统上尉参谋、大队长、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1947年8月在鲁中南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时被人民解放军捕获；1953年11月被济南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后送青海省服刑；1958年又因涉嫌犯罪被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被宽大释放，后留场就业；1981年1月由青海正式回到北京。

　　“李家琪，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逮捕吗？”

　　“知道，因为我给境外特务组织提供情报。”

　　“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全部问题。”民警说。

　　“既然我已经走到这地步，我一定老实交代。我现在脑子很乱，血压不稳，我知道自己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儿，我愿意接受惩罚，希望给我留条命。”李家琪显然有些紧张，说完低下了头。

　　“你和境外特务机关何时挂上钩的？”民警问。

　　“1979年九、十月间。”李家琪回答。

　　“你的任务是什么？”

　　“搜集情报，发展组织。”

　　“你发出过多少封密信？”

　　“100封左右，加上明信片共120多封。”

　　1979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在神州大地刚刚开始，人民热切期待着国家富强，而敌对分子却蠢蠢欲动，兴风作浪。在青海省西宁铁工厂劳改就业的李家琪也是其中一个。

　　1975年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的李家琪，仍不思悔过，窥测形势，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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