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与中国书店的创立

　　在我国古城旧书店的历史变迁中，地方国营中国书店的创立，具有里程碑意义。既开辟了解放初期古籍抢救、保护和经营、利用的主渠道，又对当时北京111家私营古旧书店起到团结、教育、引导和监督作用，使其从专门营利向为市民主动服务方面转化。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北京琉璃厂一带，众多书肆濒临绝境，大批古玩旧书店纷纷倒闭，残留古籍以及文物古玩几乎无人问津。1952年，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曾来信，在抄手胡同某书肆，查到水利部当作废纸出售的永定河水利档案五捆118斤。水利部长傅作义获悉后，即派人追查。而文化部副部长丁燮村曾在一次报告中指出:“近来发现有些纸厂收卖旧书做纸浆原料，珍贵的宋版书亦有在内销毁的。”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对此状况心急如焚。政务院先后发布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处理反动、荒诞、淫秽书刊图画问题的通知》，文化部、轻工部、商业部联合发出了《禁止用木版线装书做纸浆原料》、《废品回收中的旧书刊化浆前让古旧书店进行拣选》等政策文件和有关规定。吴晗和齐燕铭、郑振铎、张友渔等领导和名人提出了创立中国书店的建议，以发挥旧书业收售、保管、整理多方的主渠道作用，改变混乱、散乱的局面。此建议获得一致好评，由北京市政府交北京市工商局办理。

　　1952年8月18日，由北京市工商局局长彭城和副局长张锦城共同签发《为报请新成立中国书店之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计划草案希速核示由》报告，送北京人民政府人事局。

　　8月22日，北京市政府文委办公室主任王之平，对此件提出意见:“行政人员多，业务人员少，秘书股及会计股各有三四人即可。”并将此件呈送吴晗批示。吴晗办公室8月23日收到此件，即送吴晗。吴晗当天即用毛笔作出批示:“一，同意所提出意见；二，编制太大，应大加减削。”

　　根据吴晗批示意见，北京市工商局组织的中国书店筹备组对中国书店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作了大的调整，编制由36人，压缩为21人。秘书、会计、业务、保管四股，改为四组。秘书组由原秘书股9人，压缩为6人。

　　北京市工商局于1952年9月上旬，第二次向市人事局上报“关于中国书店组织机构业务职掌计划草案问题，奉批示‘另拟办法’。兹另制定中国书店之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计划草案，报请审核当否速批示”的报告。

　　1952年9月3日，吴晗在协调市工商局，市人事局意见，并听取市财委、市文委等其他方面意见基础上，几乎与市工商局重新拟出中国书店组建方案同时，主持召开了市文委联合办公会议，专题研究了建立中国书店的事项。市文委副主任廖沫沙和秘书长李续纲等参加。

　　这次会议，关于中国书店的决定有三条:甲、机构要简单。二个经理，二个会计，几个店员就够了。其余是审查书的人员。乙、应作出收售旧书的计划。丙、收售旧书的情况，应经常报告。

　　同时，决定由从北京市公安局抽调科长葛治安，担任中国书店第一任经理。中国书店店址位于演乐胡同。9月13日，市文委办公室主任王之平约见葛治安，就市文委的决定与他面谈。1952年11月4日，中国书店正式开业，职工13人。北京古旧书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珍稀古籍散失，古旧书业混乱的局面大有改观。郭沫若、郑振铎、齐燕铭、茅盾、巴金、何其芳、何英、邓拓等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前往中国书店购书。到1954年，中国书店古旧书籍销售达64万元，占北京古旧书业销售的一半，一大批珍稀宋元明版本及碑拓，通过中国书店得以保护和征购。

　　方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