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时璋走了。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贝时璋,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我国大陆唯一健在的1948年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

　　灵堂分别设在贝老家中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入夜时分,记者赶到贝老家中。客厅里,贝老的巨幅油画代替了遗像。他微笑着,如往常一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油画下,是五个插满菊花的大花篮。淡淡的花香,弥散在空气中。客厅的两侧,悬挂着贝老的朋友和学生平时送的条幅或手书。长女贝濂、长子贝丰和小儿子贝德都在灵堂中陪伴着父亲,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贝濂说:“小妹妹贝诚住在厦门,正在往回赶。”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10月10日,贝老刚刚度过了自己106岁生日。国务院有关领导专门委托工作人员向贝时璋先生送来了君子兰、寿桃和生日蛋糕,祝愿贝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并表示有机会一定亲自登门看望。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还看望了贝老,并祝他生日快乐。

　　就在10月28日上午,贝时璋先生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六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我们要为国家争气!”这就是贝老留给中国科技界最后的遗言。“爸爸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离开我们的。”贝濂说,“他睡得很安详,和平时睡觉的姿势一样,被子也盖得好好的,没有因为不舒服掀被子。早上8点多的时候,两个弟弟过去看他的时候,还睡得很好。”贝德是贝老的小儿子,他的头发也几乎全白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的眼圈红了,声音哽咽,几度难以说话:“今天早上过去看的时候还好好的,谁知9点多再过去看的时候就没了。”

　　中关村北区14号楼是一栋由周恩来总理特批,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3层小楼。从1955年搬进来以后,贝时璋就再也没搬过家。如今,家里的格局还与刚搬进来时一样。窗还是旧式的木窗,门还是老式木门,都刷着黄色油漆,地板也还是搬进来时的老样子,只是后来刷过两遍油漆,有些地方已经泛出黑斑。

　　贝老的卧室在房子的最里端。进门处是存放贝老手稿的柜子,一个个档案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贝濂告诉记者:“这里有爸爸的论文原稿,还有一些学习笔记。爸爸的字既工整又漂亮。”中间是两张单人床,靠窗放着一张油着红漆的老式写字台。贝德告诉记者,这里的家具都有年头了,床边充当小茶几的高凳还是从中研院搬过来的,一直用到现在。靠窗一侧的柜子上,还挂着贝老一件深蓝色中山装。贝濂说:“爸爸不喜欢穿西装,除了出国礼节需要,其他时间都是穿中山装的。”

　　“爸爸在生活上从来没有什么要求。这个房子没有电梯,组织上好多次想给爸爸调好一点的住房,他都拒绝了。”贝德说:“在生活上爸爸总说‘要向下比’,他觉得自己住得离实验室近,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而贝老在工作上,却从来都是要求精益求精,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贝德说,虽然几个孩子都没有学生物,但他们知道父亲的治学格言就是“求是、求实、求真”。“在科学上他从不会很快得出结论,有了新发现,他总是要用不同方法反复实验和论证。有些人笑他傻、打击他,他从来不放在心上。”

　　贝德说:“爸爸这一辈子最喜欢在试验室中度过。”新中国建立之初,在筹建中国科学院时,领导上希望他能多做些管理工作,为了新中国的科研大局,他也欣然同意了。“改革开放之后,组织上还希望他担任些社会职务,他都推掉了。他建议让更合适的人来做社会工作,他只想做科研。”

　　本报记者　齐芳

　　(本报北京10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