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学术巨擘同日驾鹤西归，最近我们又送走了钱学森和贝时璋两位科学巨匠。大师们先后谢世，举国哀悼。悲伤之余，国人也在探讨大师的成长过程，质疑当下的教育。这自然是非常值得思索的，但我还有一个更放不下的问题：大师的精神我们能延续下来吗？

　　这里说的大师的精神，有的说是热爱学问或热爱科学的精神，有的说是爱国精神，有的说是淡泊名利、不爱当官等等。这些说得固然不错,但我觉得主要是两点：忘我追求真知的精神，为了祖国的强盛而贡献自己毕生才智的精神。这样一种精神的培养，当然需要良好的教育体制和工作环境，这也正是当前许多人所关心的。不过这样一种精神是否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是否依然强劲有力，难道不同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吗？

　　大师们所从事的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他们闻名于世也是后来的事情。而且即使闻名于世，其中大多数人仍然过着多年如一日的简单生活。钱学森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回国起，就住在“京西阜成路8号院一处逼仄的住房内”， 此后再也没有换过。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学问，特别是献给祖国所急需的科学事业，这样的人今后还会有吗？看看这些年来我国高考状元的走向，不免让人会产生这样的担忧。一份调查报告告诉我们：1999年-2008年的高考状元们的专业选择，明显集中于热门专业，而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更多地是个人的预期收益，而非专业的预期贡献”。

　　追求预期收益，虽然不意味着不追求真理或不爱国，但其间的思想境界差距显而易见。对于经营人才或技术人才来说，高薪也许是对他们的能力的一种肯定。但对于真正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言，太多的财富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意义。放眼古今中外，唯有放弃追求财富的人才能全心全意追求学问，才有可能成为大家———因为科学或学问需要投入毕生的精力。

　　关于大师们的精神是否能够延续下去的问题，并非什么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连美国也开始为之发愁。2007年8月初，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鼓励学习数理化，目的是提高美国人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水平。这说明，一些美国人不愿学习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数理化已经成风。国会议员开始担忧，这种风气将影响美国未来的竞争力。

　　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某种精神的追求。这种理想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求知，一类是强国。这两类理想常常结合在一起，但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第一类追求在起主导作用。近代早期，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有许多人跑到东方国家来探险、淘金。但也有一些人年复一年地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即便穷困潦倒也终生不悔。他们靠什么做到这一点？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解释，这些科学家的精神支柱就是渴求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也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他们的努力既证明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同时也证明了上帝的伟大，这与文艺复兴以来高度赞美人的能力与人的求知精神是一致的。

　　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来说，促使他们献身于科学的首先是强国的愿望，因为他们都尝到过落后挨打的滋味。但到今天，在世俗化和消费欲的共同驱使下，上述两种追求都在弱化。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现实世界中的享受；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国力日益强盛，许多年轻人对预期利益的追求正渐渐超过对强国富民的追求。像当年钱学森那样，历尽艰险也要坚决回国报效的例子现在还会不会出现？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

　　上课时，我常常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太多的钱对真正的科学家没有什么意义，而当我们与西方国家一样强大时，我们的科学家的精神动力应该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想求真知和世界性的竞争，将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精神动力。

　　而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基本道理：高薪能够吸引银行家或其他经营和技术人才，但高薪不可能制造出大科学家。大科学家的成长，一方面靠的是宽松而扎实的教育机制，另一方面靠的是以求知和以报效祖国为己任的不懈追求。对优秀的科学家来说，物质待遇是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决不是最主要的，他决没有时间像暴发户那样追求“享受”，否则他也就不是科学家了。钱老生前曾诘问：“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真是一言中的。由于当前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教育体制问题上，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强调：一个人如果带着经济上的收益预期来从事科学工作，那么这个人虽然可能在某个时候有所发现，但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科学家。

　　文/王加丰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