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振文学的思想能力，让文学回到时代精神和思想前沿？日前在珠海举行的第8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由《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李敬泽率先抛出的主题演讲《文学：回到思想的前沿》，引起了与会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强烈共鸣和热烈探讨：今天的中国文学如何才能回到“思想的前沿”？

　　“ 尽管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却站在那个时代思想的前沿，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观今天的文学，尽管在艺术、理论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普遍缺乏思想的深度，而这正是文学面临的最大危机。”李敬泽认为，“思想的懒惰”是文学的悲哀，这一论坛主题的提出，是源于他对当今文学怀有一种深刻的不满足。文学期刊的编辑们经常面对着一堆看起来文字也不错的稿子，但作者对这个时代生活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或是一些习惯性的发泄，而普遍丧失了思想的力量。

　　“不能说现在的文学缺乏思想，而是落后于思想，今天的作家在观察历史和现实的时候缺乏一种穿透力。”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李洱认为，小说和思想应该重新结合，而这种结合非常困难，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是在沙漠上写作，仿佛变成了没娘的孩子。李洱无奈地表示，在文坛娱乐化的时代，纯文学作家只能当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清华分析说，当今中国文学之所以思想性缺失、作家思想能力衰落，首先是文学创作主体解除了他们和时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思想性强，是因为作家跟现实的紧张关系还在，作家在身份上是时代的批评者。随着中国作家们从时代获得的利益日益增多，他们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与自身的思想能力便不再保持；其次，现在的经典化作家、诗人基本上是中年以上的人，中年的经验和人生体验面临着很多困境，身份有了，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思想的欲望、思想的穿透力就会出现问题，作家们的中产阶级趣味正是需要警惕的“思想的敌人”。

　　李敬泽认为，如何重振文学的思想能力，让文学回到思想前沿的追问事关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事关文学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也事关文学自身的根本责任：即建立文学与这个时代的读者、民众之间的直接、迫切、有力的精神联系。

　　“思想就是对人性、对生存的看法、感受，对世界独有的观念和认识。”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谢有顺强调说，没有世界观和认识观的作家是很难想象的，文学有表达思想的独特方式，作家不必对思想存有太深的抗拒。如今的文学写作越来越和影视、新闻争宠，并没有提供文学自己的方式。谢有顺认为，作家不能仅满足于观察、记录，绝大多数伟大的写作其实都是失败主义的写作，他不过是证明人的失败，他无力回答、无力承担这些问题，他背负着困惑、重担。在今天这个时代，被伤害的经验是非常多的，但在当前文学中却不太能够看到，相反，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人生的欢乐、得意和抱怨，原因是写作者失去了对失败主义者的体验。谢有顺说，失败主义体验应该是作家必须背负的东西，站在绝境意识上写作时，我们的思想才会被体现出来：我该如何活着？我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我该如何以人的方式面对这个巨大的复杂的现实？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家毕飞宇表示：“思想的本质和基础是理性。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愿意把脚站在文学的基石上，迎着思想的光芒往前走。”毕飞宇曾遇见一个小伙子在公共浴室里光着身子模仿罗丹的《思想者》，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毕飞宇说，在当今时代最有喜剧效果的事情，往往就是对思想和思想者的戏弄和反讽。人们仿佛觉得谈严肃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件不那么体面的事情。既然思想和思想者的处境如此艰难，那么，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有思想和思想者品质的文学当然会慢慢退化。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我们的文学究竟如何面对“思想”和“思想者”？毕飞宇认为，这首先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只有确定一个良好的创作心态，才有勇气去创作具有思想和思想品质的文学作品。(杨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