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散文话语实验，不是“主义”少了，而是“主义”太多以至于创作实践变得太仓促太凌乱了。满眼尽是“新”，实际上这种“新”相对于变化更快的当下现实而言，恰好只掠去了现实的皮毛，而无暇深入到现实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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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几乎都把精力放在了对小说创作的跟踪上，对于散文创作，除了从思想文化界的历次论争中拎出几条肇始于“五四”、或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上引申出几条“思想”作为散文价值论的标准以外，当前散文具体的创作情况、创作中根本性的不足和在一些流行价值、文化风向中如何被淹没的真相，包括研究者、批评者，就近二十年来说，眼光很少从主体论、体题论、价值论和审美论中超脱出来。因此，散文创作的问题，仿佛仍然是自由不自由、独立不独立、语式个性不个性的老问题。对散文作价值论的要求当然永远是正确的，只是，这样以来，当这种泛泛的思想价值论形成一种时代标准，它会以权力话语姿态误判、并引导一般的散文创作者书写时代气息而慢慢地迷失甚至消弭散文自我。散文在社会学、文化学方面似乎被动的局面，实际上构成了影响并制约散文研究的一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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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云儒“形散而神聚”的论断，林非“真情实感”的朴素，似乎一夜之间在散文理论中显出了黯淡的光芒；杨朔的“小蜜蜂”，秦牧的“知识性”、“趣味性”，包括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刘亮程的“乡村哲学”，他们的流风遗韵虽不时地要显显身手、或者总能季节性地轮回一下，但谁也无法否认，当前的散文毕竟更注重个人的小情小调了，或者说，更注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在这个角度，所谓温暖与严酷、旷达与促狭、诗意与苦涩、同情与冷漠等等反义的概念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它们无不是围绕个人的得失、兴盛、得意、失落而展开。这既是人文关怀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微观化展示，也是散文话语历经几个模糊阶段的变革而略显穷途末路的征兆。

　　无论是“文化大散文”，还是贾平凹及《美文》杂志提出并编辑实践的“美文”概念，这个阶段的散文都出现了“五四”以来不多见的繁荣景象，回顾传统文化渊源也罢，叙写个人的家长里短也罢，使散文在文化含量上、在人性幽微的探寻上紧贴时代对人的呼声，是这一时期“大”与“小”从不同规格、不同建制共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只要打开近二十年来的各种文学刊物，连同编发散文的栏目本身都以强调“小”、“微观”、“身体”、“日常”为兴奋点，很少有“大”、“宏观”、“天地”、“人类”等为意图的。有时候，后者显然是作家、编辑唯恐避之不及的话语老虎。大家都爱“老鼠爱大米”式的随意表达，那么，要变革散文创作的无奈而疲软的整体局面，剩下的仿佛只能是修辞了——能不能做到“修辞立其诚”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修辞”从理论上至少能解决散文话语的懒惰和倦怠，那种隐藏在“真诚”、“真情”、“真实”、“真意”背后的狭小眼光和局促思想。

　　于是，要幽默、要反讽、要修辞等等呼声，成了当下一批散文作家探索的基本思路。这些飘飘忽忽、模棱两可的理论在散文创作上的落实，能看得见的、能总结出来的，似乎就是当前叫得比较响的“新散文”。

　　按照“新散文”倡导者的一言半语，不难看出，所谓“新”就是要在散文的形式上进行再一次变革的意思。周晓枫拎出来的就是“戏剧性”、“情节性”、“议论性”、“诗化”这样一些旨在打破散文文体界限的宣言。

　　这些东西新吗？肯定新。因为相对于“不新”的散文，即那种一度被论者讥为“小女人”、“小资情调”来说，戏剧性、情节性、诗化、论述等似乎有使散文向外延伸的可能，也就是有把“向内”的微观化、显微化私密拉向“向外”的社会化、现实化、历史化的形式可能。但这些“新散文”如果再与先秦诸子散文、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相比较，又似乎并不新。《逍遥游》、《祭十二郎文》、《达韦中立论书道》等等，不就既有情节的叙述、戏剧性的冲突，又有诗化语言的朦胧之美吗？

　　所以，当下散文话语实验，不是“主义”少了，而是“主义”太多以至于创作实践变得太仓促太凌乱了。满眼尽是“新”，实际上这种“新”相对于变化更快的当下现实而言，恰好只掠去了现实的皮毛，而无暇深入到现实的内部——在一种幻觉的蛊惑中，走向了现实很一般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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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这里就散文话语建设方面，我提出几点思考意见供散文作者批评。

　　第一，大道与小道的转化问题。大道我特指一些流行的“道”，可以抓一大把，比如“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小道也特指单数我的“道”，我的发现、我的表述方式、我的修辞个性、我的思想。多数散文作家在表达小道的时候，几乎是下意识地觉得我的思想就该是我个人内心此时此刻的一点迷惘、忐忑，或者失意、麻烦，因为这样想的时候，以上诸种内容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划归到“生命意识”、“人本主义”这些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上去，甚至这样想的时候，这些内容也会很得体地靠到“本土化”的一些观念上去。那么，我所表达的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特有人群的普遍性问题；我所发现的就是这个社会现实中人所共识的精神难题。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散文创作肯定来源于这样的话语环境，虽然借的是与人际关系毫无瓜葛的“物”，但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中，你的“物”能承载的“道”，难道会真的比大家都能感受到的那个“大道”高吗？未必。这就要求散文话语必须有一种穿越流行的“大道”的魅力，你的“小道”才显得独异，给人感觉你的道才是“照亮”了什么，而不是印证了什么，呈现了什么。

　　第二，抒情与底层的关系。文学对底层的关注，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概念、社会学到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演变过程。在前一个阶段，底层文学非常风光，诸如“在路上”、“城市外乡人”等等对社会问题的概括非常富有特征，它一下子抓住了社会转型或者改革开放走向纵深阶段所暴露的普遍性社会问题，而且通过具体细节的展示，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也更显刺眼。文学在这个方面的用力也引起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视，目前为止，有些在当时看来非常扎眼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改善。这时候，底层文学可以说风光无限，以至于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经验总结中，有些评委直接说，评的就是“我们村里的事情”。由此可见，因为底层文学的崛起，文学在普遍边缘化的大势中一度也有过短暂的“中心化”。

　　但是在后一阶段，即整体性地书写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语境中，好像底层者一夜从人间蒸发了，至少读多数能靠到底层方面的散文，使人觉得底层者作为一种社会性甚至社会结构性的存在还在我们身边，但他们的身份、精神状态、物质生存条件已经变了，变得面带微笑、表情愉快，衣着好像也整齐了许多。总之，婚姻问题、爱情问题、住房问题都基本解决了。那么，怎么办？办法只有眼见的一条，那就写他们变了以后的状况吧。虽不能说这时候散文中出现如此多的抒情话语元素就与底层在今天人们认为的处境有关，但当抒情一而再再而三、反复表达作家主体的那种小小甜蜜、小小幸福、小小成功感和小小的沟通感的时候，如此的抒情话语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就潜在地转化成了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权力”或者话语意识形态。

　　在这样的话语意识形态流中，真正的底层者其实是消失在了人们预期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果当中了。这个角度，作为文学话语之一种，散文的抒情话语不妨说就是对第一现实的遮蔽和误判。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前面提到的“新散文”这一概念，正是城市后裔——祝勇、周晓枫等作家用来拯救散文领域这一萎靡景象的权宜之计。

　　第三，游记与文化的问题。几年前——正是游记散文兴盛的时候，李敬泽在《美文》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他把这类散文用一句话归纳成到处写满“到此一游”，觉得了无生气。游记散文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主要传统，古人可以写，今人也可以写。问题是，目前来看，尽管给游记散文加进去了不少的情节、故事，好像仍然改观不了主体与异域文化根本上的水与油的关系。两张皮的状况，既无法抹去主体的外在身份，也不能从外在文化中反思出更深的思想。把游记散文中的惊讶、新鲜感抽掉，剩下的还是“到此一游”那么个骨架。

　　张承志最近在《读书》杂志上发了几篇属于游记的“旅日”散文，他的角度就不是那么容易概括，读起来也没有那么轻松。有给治史、治文学的知识分子惯常思维当头一棒的感觉。读这样的“游记散文”是时时刻刻挑战人常规思维的，它会给你提供一种未知的知识和不曾有过的认知思路。张承志在散文里表达出的思想，究其容量而言，也许比得上并超过了一般思想文化论述类文章。在不讲究“规范”中拨开了被流行价值和热点问题所蒙蔽着的意识肿块，有未被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壮胆气，写来自然很是从容。然而，太宰治也罢，竹内好也罢，“鲁研界”恐怕也不陌生，张承志为什么能在公共的资源中读出那么一种别样的人文气象？我想，大概与张承志一直以来的文学思路有关，他总能把“陌生”的好奇转换成观照当下精神误区的切入口。说白了，是他心里一直发酵着的个人想法在起作用。任何资料在他那里仅仅是透析时代问题的一个说话由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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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不是行动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文化是前瞻性的，它致力于人自身的内在的转变”。这是英国社会学家、诗人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引在这里也同样合适。

　　基于聚集在各种报章上的散文作者，包括不少成名成家的专业作家，都或多或少有以上话语倾向，我认为，利用积攒成体系的题材构成自己的散文话语世界是一个不错的创作雄心，但有必要警惕强调了细节，思想却淡出了这一不足。没有自己的小道，成体系的素材也无法统摄到一个圆熟的散文形式中去，也可能很难给读者提供高于常识的认知；另外，写不写自己，写不写旅游，是个人旨趣和个人经历问题。在自由表达个人旨趣的同时，在不虚此行一定要写篇东西纪念的冲动下，抒情而至于泛滥，恐怕也不见得就是保持住了散文文体的纯粹。相反，或许会使散文变得更无力，文体纯粹不纯粹的问题也就变成伪问题了。

　　作者：牛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