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坛四家”:80后作家在对社会撒娇——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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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文坛四家”:80后作家在对社会撒娇
2009年12月06日 15:18 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名人会

  本报记者对话“文坛四家”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

  文/本报记者 黄咏梅 通讯员 赵利平

  本月4日晚,中国当代四位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应邀与暨南大学学生展开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对话。现场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媒体报道,文坛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问,被暨大学子批“没礼貌”。昨晚,四作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应了这一批评,并畅谈眼下文坛热点,一致认为当下“文学进入一个好时代”。

  回应“避谈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羊城晚报:有媒体提及关于避谈“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风度的,怎么看这种说法?

  毕飞宇:关于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从报纸和网络获得的信息。但是我没看过他们的作品,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会谈的。

  苏童:我确实不看他们的作品,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我都知道这些拥有众多粉丝的“80后”作家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作品确实卖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对他们完全不了解。避谈是对他们唯一的尊重。

  刘醒龙:正如他们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样,我们也不会看他们的。我认为“80后”现在的姿态是在撒娇,在对整个社会撒娇。

  余华:其实回想过去,我们也不跟老一辈的作家进行交流。我认为郭敬明有一个优点,其实一直有很多很难听的话包围着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以难听的话回击别人。在这样一个以攻击别人为乐的时代里,这一点还是值得人尊重的。

  羊城晚报:这些“80后”作家现在也都快三十岁了,回顾一下处于他们那个年龄,你们在文学上的成绩如何?

  余华:我二十多岁写了《在细雨中呼唤》(余华的成名作。记者注)。

  苏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苏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记者注)。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此榜深具中国特色

  余华:我认为这个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作家的收入,更没有人去做这样的榜,读者更关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写得好不好。关于这个所谓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关心的———因为苏童当年居然排第三。

  苏童:我对这个排行榜一点都不信任,因为我自己就曾经被做假过。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余华: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农民、工人也可以搞个富豪榜了。

  剖白写作动因

  习惯而已,除写作干不了别的

  羊城晚报:作家要靠写作赚钱,主要渠道大概只有两种:卖影视版权和发行销售。在刊物上发表的稿费其实是挺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毕飞宇:我已经习惯这种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写作,我就会感到十分空虚,觉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须要以写作的方式来充实、复原我的生活,

  苏童:除了热爱写作之外,其实有一个职业我很喜欢的———我想当个调酒师,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了,只好写作。

  余华:我热爱这份工作。当然我也还有别的喜欢的职业,我想去NBA当教练,能在现场看球赛,还能在赛场上走来走去———但是,这能实现吗?我知道这是很痴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还是继续写小说吧。

  羊城晚报:我了解到,余华和苏童的作品在国外获得了不少奖,但是在国内却很少拿奖,有什么感受?

  余华:我和苏童都是著名的“不获奖作家”。对于我来说,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现在能发表、能出版,已经很满足了。

  探究“最好时刻”

  所谓“最好”,禁锢少写作自由些

  羊城晚报: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刻”,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议,认同这句话吗?

  余华:我觉得王蒙这话没错。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因为我感到现在的文学环境在逐步变得宽松起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谓“最好的时代”,我想,应

  该就是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的时代。我在1987年、1988年发了很多小说,并不是我在这两年写得特别多,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以前写了发不出来的。这些小说发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为小说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内容主题与当时的政治风不一致,这真让我当时感到文学创作道路上暗无天日。但是自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禁锢都没有了,中国文学的好阶段也到来了。

  苏童:王蒙过去因为写《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这样的遭遇,他感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我确实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最好”主要是指文学的环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当下出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品。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下判断的,要留待后人评说。很多经典的伟大作品,都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重新认识。反过来,当下好的作品,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值一提了。比如说,在一百年前,法国文坛被公认的最伟大的文学英雄是夏多布里昂,但是现在谁也不这么认为了。时间是检验作品的重要因素。

  刘醒龙: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

  作协成立之初,是考虑到作家写作太忙,而由政府请几个“管家”帮忙打理与写作有关的日常生活,谁知几经异化,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就连小小的科长处长,其地位都在有成就的作家之上。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比如我们湖北作协前年换届,一个还没有加入作协会员的人,他的作品谁也没读过,忽然某一天,一纸任命就要来当作协副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我当时坚决反对,但是最后选票得出的结果,居然还通过了。我认为任命这样的领导,必须要一步步进行,按照章程办事,这是对作家最起码的尊重。

  回溯“文革记忆”

  歉疚难平,自觉书写保持警惕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你们的作品里,很多都涉及到“文革”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

  余华:“文革”是我们的童年经历。童年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尤其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毕飞宇:我写“文革”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行为。我刚开始写作时,并没想到要写这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常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对那段“文革”经历,时常保持一种警惕和恐惧。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不愿意这么不体面地生活。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们村里的方言是把爸爸称为“伯伯”,但我由于家庭原因,我是叫“爸爸”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爸爸的名字就叫“爸爸”。忽然有一天,在我家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有个名字被打了叉。有人跟我说,这是你爸爸的名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是从大字报上知道的。这种羞辱真是刻骨铭心。

  刘醒龙:我们这一拨人,对于“文革”一直怀着忏悔的心情。虽然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没干什么坏事,但是,这些歉疚和负罪的情绪,是难以平复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自己的作品里记载下这些感受。

  毕飞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文革”记忆的电影,虽然在美学上我认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却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电影里对于“文革”生活的诗化,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质疑“打工文学”

  命名模糊,以作者身份界定么?

  羊城晚报:广东近年来出现的“打工文学”很活跃,怎么看这种现象?

  毕飞宇:我认为“打工文学”这样的界定很模糊。现在争议也很多。“打工文学”是指打工者写的文学的话,那么打工者要是不写打工生活的作品,也是“打工文学”吗?我去年的一长篇小说《推拿》,是写一群盲人按摩的生活,出版之后,就有人认为是“打工文学”。其实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只是想写我熟悉的一群人,跟打工一点都不相关。如果真要从作者身份来界定“打工文学”的话,我想,除了专职作家之外,有一份工作、进行业余创作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算是“打工文学”。

  批判书籍推广

  国内书评,我基本不会去相信

  羊城晚报:现在国内对于书籍的推广,花样很多,比如说在每本书上套个“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话语来推销书,这些做法有效果吗?

  余华:我从不相信“腰封”上的话。这些都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方法。我记得最逗的一个“腰封”是作家刘庆邦出的一本书,是写中国煤炭工人挖红煤的题材,就因为是红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写上了“中国的《红与黑》”,太荒谬了!

  苏童:我们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种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荐书,实际上,我们的名字都多次被盗用了,有的书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余华:相比中国而言,西方对于书的推荐和评价,都相对公正。据我所知,德国、美国的出版社每年都有两次出版会。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蓝登书屋,开出版会的时候,从各类书的编辑到印刷到发行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把报上去的几百本书稿全都看完,然后进行讨论、投票、排名,最后,才能决定一本书出版发行的命运。

  毕飞宇: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固定的读书版在读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国人是不逛书店的,他们就信任这个读书版,按照他们的推荐直接去买书。还有法国的影评人,更为严格,如果有某个人出于某种私心,推荐一些不好的影片,经过市场检验,连续两次出了大偏差,那他评论资格的就被取消了。国内的书评,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我基本不会去相信。我在国内选择阅读的书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传,靠朋友间的口碑。

  羊城晚报:在市场冲击下,国内的小说出版也日益商业化,这对作家出书是否影响很大?

  毕飞宇:据我了解,国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经纪人。我想,中国的图书市场要正常和规范起来,经纪人必然是会出现的。目前,时候还没到,因为图书经纪人面对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信任危机,那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刘醒龙:图书销售渠道也很混乱。出版社的书发给书店,卖不掉的书退回———有的书店要装修,它就会一下子把书全都退回出版社。这对作家出的书是很不负责任的。

  人物档案

  余华 著名作家。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浙江师大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

  苏童 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碧奴》、《河岸》等。

  毕飞宇 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

  刘醒龙 著名作家。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凤凰琴》、《分享艰难》、《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等。

  四家之言

  ●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苏童

  ●我和苏童都是著名的“不获奖作家”。对于我来说,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现在能发表、能出版,已经很满足了。 ———余华

  ●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

  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在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胡说八道。 ———刘醒龙

  ●《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文革”记忆的电影,虽然在美学上我认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却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电影里对于“文革”生活的诗化,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毕飞宇

  黄咏梅、赵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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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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