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访华

　　勒克莱齐奥：“诺奖”助我还清了贷款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日前专程来京，为“傅雷翻译奖”担任颁奖人。本报记者对他的专访在饭桌上进行，话题从文学发散开去，关于他的“流浪”，关于他对老舍的喜爱和对中国的印象，关于他面对批评界和自己内心的压力与焦虑……边吃边聊的轻松气氛，也许更容易捕捉这位瘦削的法国男人，大脑中层出不穷的浪漫意象。

　　生活 多亏诺奖，我还清了欠款

　　新京报：《流浪的星星》好感人。

　　勒克莱齐奥：啊，那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故事。

　　新京报：“流浪”既出现在你的书名里，也是你生命的主体。每次出行，你是因为“离开”这个念头而兴奋，还是因为有个“原地”，能让你安心离开？

　　勒克莱齐奥：是“离开”使我兴奋。事实上我并没有哪个“回去”的“原地”。我有两个女儿，一个住在美国，一个住在巴黎，而我家人以前在毛里求斯，我太太还有亲人在法国南部。我喜欢离开，把生活里的担忧全都放下。但有时我也得回去面对我的私人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经济问题，但多亏了诺贝尔奖，我把以前欠银行的一大笔钱都还清了。现在我自由了。

　　新京报：你在1975年后写下的文字色彩感很浓，有时连味蕾都有感觉。

　　勒克莱齐奥：你爱做饭吧？

　　新京报：几乎天天做。

　　勒克莱齐奥：我看你也像。我只做一种———咖喱。下回吧，我给你做咖喱鸡肉。

　　新京报：但是你不喜欢读者用猎奇的眼光去读你的“异域”小说吧？

　　勒克莱齐奥：我的小说《战争》中，所有的人和地方都没有名字，人们无法辨析这到底是在哪儿。我就是故意不想要现实主义，也不想让大家往“异域风情”上面靠。

　　新京报：现在还画画吗？还给孩子们写书吗？

　　勒克莱齐奥：有时候也还画。小时候觉得画画和写字是一样的。话语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从来没有简单的答案。我最近在写的童书，主题是“快乐”———“当世界醒过来，快乐就消失了”。

　　新京报：听着更像是写给大人看的。

　　勒克莱齐奥：你觉得读者对象是孩子和大人有区别吗？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新京报：而你下一本小说依然写的是殖民地，近年你写家族史较多，是有“拯救历史”的意思在里面？

　　勒克莱齐奥：正是。可也不一定叫家族史。我家里人跟殖民地的关系太密切了。现在我要给我的孩子们整理以前的故事。

　　写作 我成了自己笔下的受害者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小说《诉讼笔录》里有“新小说”的痕迹，而从《沙漠》开始你回归到了较传统的写作，而且之后你对“新小说”的态度很鲜明。

　　勒克莱齐奥：我开始写作时，“新小说”正当热潮，我当时给出版商写了封信说，我不属于“新小说”流派的，我是美国纽约小说派的，像塞林格他们那样的。可不知怎的我还是借用了“新小说”的某些味料。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一切成了失控的玩笑：我成了自己笔下的受害者，被吞噬了，我变成了“物”。不行，我得停下来，缩回自己的壳里。我回到了古典的写作方式中。打这以后我一直注意看好自己，别再被自我所毒害———我要和写作保持距离，歇斯底里一次就够了。

　　新京报：回归到传统，生存的荒诞感就减少了吗？

　　勒克莱齐奥：有时冬天夜里，听见风在屋顶吹动风向标的声音，忽然就会生出寂寥，想到有一天自己就会不在了。那时怀旧情绪便一下子涌来。我20多岁时，很自然，总想一鸣惊人，于是在咖啡馆、街上把周围的对话记下来，就拼成了书。

　　新京报：写作生涯中有过难过的隘口吗？

　　勒克莱齐奥：在开始写《沙漠》以前，我一直写自己的故事，那时写得我自己都开始恶心了。于是我住进了巴拿马森林里的Embera-Wounaan部落，前后有三年。我什么都没写，只是待着，和那里的人们聊天。碰到过一些对我而言像导师的智者，他们慢慢地帮我找到了出口。离开森林以后，我第二次结婚，那是第一个转折。我妻子是摩洛哥人，我读了20世纪初摩洛哥人抵御法国人入侵的故事，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吸引住了我。我觉得是时候将重心从自我转向他人。

　　新京报：你不需要经历巴黎主流文评界的“审判”去认可。巴黎的评论圈子曾给过你压力吗？

　　勒克莱齐奥：从来没有过。倒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有个很出名的批评家写我说：“他这么疏离于人群，就像自个儿住在沙漠上”。我想这可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就开始写《沙漠》了。

　　新京报：你对法国文化界的“精英主义”怎么看？

　　勒克莱齐奥：我非常不喜欢。我想作家需要跟公众交流，如果缺了这方面，写作也就缺乏意义了———你要尽可能贴近人心，靠的可不是抽象的灵魂，而是具象的事实。也是因为这样，我更喜欢美国流派的小说。我去年接到瑞典学院电话时都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把写作那么当回事的。

　　记者手记

　　张璐诗

　　J.M.G.勒克莱齐奥说他每逢碰上写小说的灵感，脑子里便像有面饼在膨胀。我在这个下午先听了他与公众的一个半小时问答，后与他在饭桌上认真地闲话两个多小时，脑子里的面饼也早就悄悄在发酵，并逼得我有点不安。时间很长，话语很远，诗意很厚，思想很浓，我快想不动了。

　　“火山”是一个意象。勒克莱齐奥很小的时候，透过望远镜他给天上一颗星星取名“勒克莱齐奥火山口”。后来，在他笔下好几个孩子的形象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不绕弯的“愤怒”。

　　在关于他的纪录片里，作家提到写作的表达是某种“暴力”，类似于自然界自发的力量———好比有栅栏围着的树，也不可能被全部遮住。他在小村庄里聊发少年狂：“我们该去把空房子都占下来！”这一切，我觉得全是相连的。

　　这天我所见的勒克莱齐奥，慷慨端出话语和思想，仿佛不惜掏空自己。在他的缜密与耐心之中，能见到最初发现写作时那位尼斯少年的欢喜：“话语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少年成长以后，则意识到：“写作不在于把故事写完，而在于探索自我”。

　　他在新墨西哥教政治科学时，不时会请学生出来一起吃个饭。看着饭桌对面穿拖鞋的作家，听他自语“我19岁结第一次婚，傻傻的”，就大概能联想那情景。啤酒与辣椒之间，他看着我：“我跟你没什么不一样，可能你比我还神秘。”

　　他将人的一生比作树。“年轻的树，经常发出强烈的呐喊，被砍掉了还会再生”。然后呢，这位体格仍如时尚界标杆的人，不动声色地顽皮：“可王尔德说，要想回到年轻时代，只要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眼睛里的生命力和好奇，哪里会让人想到这是快70岁的人。

　　他说他一个女儿做独立音乐，“R&B、摇滚和古典的结合”，在MySpace上有自己的页面，但刻意不用老爸的姓。另一个女儿在外头工作，每次碰到有人对这个“勒克莱齐奥”姓氏产生联想，她马上说“不，我不认得那人”。

　　两个多小时以后，勒克莱齐奥还意犹未尽：“素材够了吗？”然后自语：“平常我可没这么爱说话的。也许是酒闹的吧。”北大法语系教授董强在一旁“注释”：下午带他到大觉寺里吃过绍兴菜、喝过黄酒，勒克莱齐奥端下酒杯就兴奋：“来劲了！”

　　C13-C14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