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听乐先生讲话，与读她的文章感受是一致的：自由畅快，坦诚率直。

　　“人云亦云，我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即便跟老汤(汤一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争论，他有一些儒家的理想，而我更喜欢道家自由放达的精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听见不顺耳的话想驳他就驳他两下，也不管他是谁，要不是这样我就当不成‘右派’了。”

　　上午十点，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棂照进书房，洒在沙发后背上，逆光中，爱笑的乐黛云眼底闪着明亮，谈往事今朝，笑声抒怀，相当动人。

　　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向往，让她从17岁便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光。

　　在上世纪50年代风云变幻的时势中，她曾被无情地裹挟，戴上了各种莫须有的“帽子”。而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也不阿世媚俗。“风暴”中与她同被打入另册的好友裴家麟曾经赞叹：“衰朽丛中有绝色”。

　　一道道人生关口，她的选择常常出人意表。“文革”结束后，已半百之年的她远赴哈佛求取新知，回国后另起炉灶，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为当时僵化板结的学术状态带来了活力，“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80年代爱听乐先生课的孔庆东说。

　　她坚定地“走向世界”并“勇于吸收”，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在她的执著推动下，从边缘到显学，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路程。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引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乐黛云也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在世俗的风风雨雨中，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已像一叶轻舟走了过来。

　　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

　　硝烟弥漫的1948年，17岁的乐黛云不顾父亲反对，在众多名校抛来的“绣球”里，选择了她最为钟情的北大，毅然从贵阳北上，来到了烽烟滚滚的北方，从此，她亲历了北大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

　　“那是非常奔放的、迎接解放的时期，炮声隆隆。我是民主青年同盟的，分给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北京哪些建筑绝对不能炮击；还在月光下打着手电校对一本书，地下工作那时非常符合我的浪漫精神。”

　　20岁上下的乐黛云，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观，是前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毕业后她留在了北大中文系担任系秘书，意气风发、敢想敢干的她，决定为年轻教师的学术文章办一个刊物，取名就叫“当代英雄”。1957年5月她兴致勃勃地向教授们募捐。

　　可此时的政治风向已现变化，她的导师王瑶已敏锐感知到了，“王瑶先生把我狠批了一顿，说这都是反党的，简直胡闹！我们就立即停下了。”果然，6月“反右运动”开始，翌年2月，乐黛云在“反右深入化”中被挖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了“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每月16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多年后，季羡林曾这样评价乐黛云的性情与她的遭际：“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秉性的人，在政治运动中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

　　恐怕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份无妄之灾带来的苦痛和绝望，然而，乐黛云天性里达观的一面，却让她平静地渡过了劫波。戴着“极右派”帽子下乡改造，修水库、垒猪圈的她“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1962年底，她返回北大时不能教书，而被派到资料室注释古书，“真是因祸得福，正好补一补古文基础”，她暗自欢喜；1969年在江西鲤鱼洲建北大分校，前途渺茫难测，她想到了归隐田园，“不做知识分子了，我做农民还不行吗？有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有一点超脱逍遥，不会太执著，乐黛云说，这是自小打下的基础，“我父亲是学西方文学的，崇尚浪漫主义，家里的书都是西方的小说、诗歌，雪莱、拜伦的作品我很小就读，还有徐志摩办的《新月》杂志，我的性格受到了这些思想的感染。”

　　半个世纪后，她在《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这样写道：“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下乡改造时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机遇有时就在某个转角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抓得住，这时性格似乎成了关键要素。“文革”刚刚结束的北大中文系，第一批欧美留学生的课没人愿意讲，都怕讲出问题，于是推给她做，“我也没觉得这不公平，事情来了嘛我总是要去做。”

　　给欧美学生讲课，乐黛云想，不能只讲“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吧，于是讲了当时不应该讲的曹禺、徐志摩、艾青，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她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从中她惊奇地发现，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人都曾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这个一直被视为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之源！

　　于是，她80年代的第一篇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在了1981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吸引了她班上的美国学生薇娜·舒衡哲——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在她引荐下，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专程到北大与乐黛云见面，邀她到哈佛访问一年。机缘巧合，乐黛云的生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1981年到了哈佛，从未接触过比较文学的乐黛云一头扎进这个领域，辛苦而又快乐地吸收新知：“一开始根本听不懂，白天上课用录音机录下来，晚上反复听直到弄懂。”结束哈佛访学，又一个运气到来，她又被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为客座研究员，接触了更多新的理论。

　　美国归来的乐黛云，好像积攒了很久的能量忽然爆发了，她不知疲倦地讲学，带来了大量的新理论、新方法，她没日没夜地写作，追求突破，乐黛云进入了她的学术生命繁荣旺盛的黄金时代。

　　在文化反思热潮中，她与汤一介一道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筹建。在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诸先生的支持下，他们举办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首期报名学员达12000多人，一时蔚为大观。

　　而在当时学术界和文科大学里，已涌动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潮。1985年10月，由3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乐黛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她在大会致辞中兴奋地宣告：“在这里我们已能眺望到那无限辉煌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前景。”

　　自此之后，乐黛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担负起启蒙的任务，同时她奔波于欧美、非洲，在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她的同事和老友洪子诚先生说：“在乐黛云那里，走向世界、勇于吸收一直都是一个坚定、重要的命题。”

　　1990年，她获得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之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在世纪之交，她被英国传记学会授予20世纪2000名世界杰出学者银质奖章。

　　退休八年从未停下工作

　　“我好像很少想到自己多少岁，其实也不好，现在腿一不好了就非常泄气，很多会也不能去参加了。”乐先生在陈述自己的“烦恼”时依旧笑意盈盈的。

　　乐先生70岁才退休，用桃李天下、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想到不再是教师，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

　　这时候，90岁的季羡林先生安慰她说：“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退休这八年来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

　　近三年，乐黛云颇费心力的一件事，是培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招收的5个博士生,“过去我的学生都是中文系的，英语交谈、看原文书都不太行。这几个学生都是北外毕业生，英文好、看原文书很快，我要试试看怎样把他们培养好。”她把两个学生送到国外搜集资料，一个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福柯的“异托邦”，一个去了奥地利做布莱希特和东方文化研究，“我自己对福柯研究得也很不够，我就读很多福柯的书，跟着学生一起来做这个论文。”

　　除了带学生，乐先生还在主编已有十年刊龄的《跨文化对话》，以及《当代汉学家》等几套丛书，同时她也在帮汤一介先生的英文论文集做编辑，忙碌程度并不亚于退休之前。“不为其他目的，我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能做多少做多少，所以可以很平静地来做。”乐先生十分笃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