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媒介化的“风险社会”中，这次甲流危机也不啻是一次媒介沟通危机。经过这次危机的“洗礼”，中国应该在国内与民众进行“风险沟通”和在国际上争取舆论支持两方面有所启发和改进。

　　甲流背后的媒介危机

　　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一样，2009年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甲流”疫情也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阶段的集中体现。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嬗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全球性瘟疫都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现代化和商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征候，其中有的已经发作，引发了波及整个世界的公共危机，有的则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临界点。

　　“甲流”危机也是媒介危机

　　“甲流”危机的爆发是人类全面进入“风险社会”的又一个例证。这场疫情肇始自墨西哥，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扩散到全球50个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拜全球化所赐。

　　这场疫情还凸显了媒介和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当中，信息和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少数权贵和精英手中，传媒受制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权力”，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大众传媒本身成为一种独立运作的机制。尤其是在web2.0时代，像twitter(微博客)、YouTube(用户上传视频)等“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大众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这就使得权势群体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信息和观点强加于公众。相反，公众通过新媒体参与到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从而拥有了更大范围的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中的被动受众演变为“风险社会”中独立、主动而活跃的生产/消费者，“人人都是记者、人人皆为电视台”的梦想伴随着3G技术的普及而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介和以手机为代表的随身媒介的兴起，把人们裹挟到了一个媒介高度饱和的生存状态中。媒介仿佛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获得体验和认知，媒介为公众设置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议题。用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来概括，“不是我们制造了媒介，而是媒介塑造了我们”。

　　这场“甲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场媒介的危机。除了传统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之外，许多民众也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加入了“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成为引人注目的“公民记者”。

　　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从“自媒体”上了解“甲流”疫情的进展，特别是在10月份奥巴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0%。形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采取的“轻松应对”的政策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对疫情的“轻描淡写”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质疑。自“甲流”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最有影响的网络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和新闻评论网站“石板”(Slate)等网络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批评美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例如，5月下旬，在世界卫生组织把“甲流”的警戒级别提升到5级时，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却宣布公立学校恢复上课。对此，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和《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以“默许”的方式给予支持。但许多家长、教师、社区意见领袖通过网络媒体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并且组织了抗议和抵制复课的活动。

　　中国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5月11日四川出现第一例“甲流”病例后，在传统媒体犹疑不定时，博客、手机短信等“自媒体”成了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中国甲流第一人”通过博客用文字、视频和照片向外界发布了自己的染病过程、“隔离”经历和病情进展。而那位在发病后仍然四处活动，传染了88人的“何逛逛”则被网民进行了“人肉搜索”，迫于舆论的压力向公众道歉。

　　风险沟通与国际舆论沟通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部门的传播能力在大大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召开的有关“甲流”问题的新闻发布会有150多场，有效减轻了公众的恐慌心理，使得严格防控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1月中旬“北京市委叫停疫苗接种”的谣言短信出笼后，有关部门在两小时内及时进行回应，平息了可能出现的恐慌。联想到六年前“非典”期间一条“北京封城”的谣言短信引发全城大抢购，不禁让人发出今非昔比之叹。中国政府部门在应对“甲流”危机中的种种表现说明，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基本能够适应高度媒介化的“风险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的挑战。

　　当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危机传播方面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在风平浪静的危机“潜伏期”做好风险沟通是危机传播的重要保障。尽管美国后来认识到“甲流”的威胁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之前之所以敢于采取“轻松应对”的策略，与其对业已形成的相对完善的风险沟通机制和民众的成熟心态有直接关系。

　　反观中国，受“讳疾忌灾”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不愿意在“潜伏期”谈论危机。拿流感来说，中国长期以来忽视流感疫情的存在，连权威专家也不能给出每年死于流感病例的准确数字，更谈不上与媒体和公众的风险沟通了，这就难免造成人们的“无知”和可能产生的恐慌。有鉴于此，中国对“甲流”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也属无奈之举，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中国能够吸取“甲流”的教训，补上风险沟通这一课，就能够大大降低危机处理的成本。

　　再者，在全球性危机中，中国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话语权，因而无法有效引导国际舆论。“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往往是全球性的，除了做好国内民众的安抚和疏导，与国际舆论的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甲流”爆发初期，国际舆论纷纷赞扬美国“沉着勇敢”，指责中国“紧张过度”。随着全球疫情的变化，赞扬中国和批评美国的声音开始增加，到10月份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舆论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人们庆幸中国没有跟着美国走。中国为全球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美国则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显而易见，这种舆论变化是事实胜于雄辩的自然结果，但它也恰恰反应出中国在危机传播方面的“软肋”——在重大新闻议程上被西方媒体牵着鼻子走，无法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舆论，以致蒙受了大半年的不白之冤。

　　在高度媒介化的“风险社会”，由于西方掌握了全球舆论的主导权，所以时至今日，还有不少西方媒体——尤其是普通民众——仍然不理解中国对疫情的严防严控举措。《纽约时报》11月29日就发表了一篇在华美国人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甲流”防控措施的指责和抱怨。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危急关头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应当成为今后我国政府部门改进危机传播的重要一环。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