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杨宪益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的当天，吉林卫视“回家”栏目重放了杨先生三年前的访谈。这本是表达对杨先生追思的一种方式，但访谈中的一个细节却使我不由一震，久久不能忘怀——杨先生一再说：“我不是翻译家”，“反正我不是翻译家”。

　　杨宪益之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曾系统地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同时也曾经将很多外国文学名著翻译成中文出版，那么，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怎么会“不是翻译家”呢？他为什么否认自己是翻译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熟悉杨宪益先生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曾经一再说过自己仅是一个“翻译匠”(杨先生有“卅载辛勤真译匠”的诗句)，针对的也正是世人送来的“翻译家”的称谓。

　　大致说来，“翻译家”的“家”字彰显的是译者的主体性，如果翻译是出自译者主动的选择，翻译工作于是也就成为译者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具有个人精神创造性的翻译者才配称为“翻译家”。但杨宪益1949年之后所从事的翻译工作，是他作为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人员的业务工作，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当时国家制定的出版发行计划选择翻译对象，翻译工作从起点上就和译者的自我表达没有什么关系，翻译只是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务而已。事实上，杨宪益所属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一个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和建设成就的部门，是新中国对外展示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交给杨宪益等人翻译的文学作品，一部分是最能展示中国古典文学成就的经典名著，一部分是最能表现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当代作品，而选择时所依据的标准又和当时国家的政治思想状况密切相关，于是，翻译者所能做的就只是语言上的转换工作而已，这当然和充满个人创造与自我表达之乐的翻译不可同日而语。这可能才是杨先生自称“翻译匠”而非“翻译家”的真正原因。

　　但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实证明，这种以文化输出为标的之翻译工作，成效并不太好。尽管杨宪益从1982年发起并主持的“熊猫丛书”的确弥补了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空白，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窗口，但几十年后重新检点这套丛书及其影响，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项工作的成效恐怕和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实在并不是译者以及译作水平的高低，而是这种文化输出的策略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近代中国基于对前现代的闭关锁国历史悲剧的反思，一直有一种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冲动，因此一直有一种向世界展示自我的焦虑，但走向世界的前提是认识世界，吸引世界关注自己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让世界不能无视自己的存在，过于急切展示自我其实倒是内心虚弱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拿来”也许是比“送去”更为切要的工作。即如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译一事，杨宪益和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Gladys Taylor)这一对合作者，其中国语言文学的修养(理解能力)自然要远远高于在这一领域工作的西方学者，比如瑞典的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德国的顾彬(Wolfgang Kubin)等人，就是他们西方语言文学的修养(表达能力)，恐怕也不会比这些西方学者低多少，但是，就实现中国文学之走向世界而言，这些西方学者的影响恐怕要大大超过了杨先生以及他所主持的“熊猫丛书”。此无他，世界上的文化交流也存在一个需求与供给的问题也。若非有效需求，再高制造品质的供给也是难以得到青睐的。而在文化交流之中，首先一种文化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成分不易为另一种文化所认识掌握，而即使能够认识了解也未必便是另一种文化当时所需要的；其次，始终还是生活于一种文化内部的译者才最能认识到对另外一种文化的需求，从而选择合适的翻译对象加以介绍引进。在这种对域外文化的引进中，即使存在误读或者曲解，以及甚至可能的选择失当(比如林纾在清末民初翻译的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多非名著)，但异质文化的引进却必然会对本土文化产生刺激震荡，从而促进本土文化的变革新生。正因为这种异质文化符合引入地的需求，自然也就容易被本土文化学习、吸收，从而真正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所以，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尽管文化输出的工作一直不曾间断，但始终还是“拿来”的更容易发生影响，而“送去”的往往多归沉寂。这其实也是文化交流史上的有影响的翻译家多是将外语作品翻译成母语者，而鲜有将母语作品翻译成外语者的根本原因。

　　我读了杨宪益新近出版的随笔集《去日苦多》(青岛出版社2009年7月第1 版)，书中关于鲁迅《自题小像》诗中“灵台无计逃神矢”一句的独到解释，关于西方十四行诗(Sonnet)与唐诗的“古风”体、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Rubai)与唐诗的绝句体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其他关于中西交通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当时联想到杨先生甚得学界盛誉的《译馀偶拾》，不禁颇有感慨，于是随手记下这样一段话：“今读此书，觉翻译，尤其是中译英，实在耽误了他。以先生之才，若研究中西交通史，成绩或当更大。翻译之事，今之习外语者若认真从事，成绩虽或有不及杨先生处，亦可大致仿佛。然研究之事，若杨先生之熟悉中西典籍，若杨先生之喜读杂书，若杨先生之喜为游览，若杨先生之富于想象，恐永不可再得矣。”

　　也许，已经到了深入反思并重新设计我们的文化交流思路的时候了。

　　汪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