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冬天，一则新闻颇为轰动一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利用清西陵库房的一撮光绪皇帝的头发，通过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精确检测了头发中的重金属含量，确认光绪帝在 37岁的年纪突然驾崩的原因是急性砒霜中毒。至此，一个多世纪以来光绪死亡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

　　自从1898年6月中到9月末，戊戌变法满打满算只有103天。晚清的这场改革最终以皇帝被囚，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的悲剧结局收场，自此以后大清政局基本上被一帮昏聩保守的顽固派控制，辛酉年的大灾难也就此埋下。后人读史的一大乐趣是可以清楚地看见当年博弈各方的底牌，当当事后诸葛亮。将事件的枝枝脉脉在水晶球中仔细梳理一遍，经常会发现历史远比“维新派一心强国，顽固派百般阻挠”之类的知识标签复杂得多。比如，晚清的保守顽固势力固然强大，但新政只维持了 103天，这里面有没有维新派的错？就像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即便是必然失败，百日失败和十年失败，全局失败和局部失败对下一段历史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

　　变法革新，不管其宣扬的目的多么崇高，其实际过程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因此，改革派最难迈过去的坎儿就是如何对待那些原有体制内的获益者。虽然变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为了各个阶层的长远利益，但没人会心甘情愿做出自我牺牲。尤其是当利益受损阶层是那些有权有兵的当权派时，能否妥善处理好与这一阶层的关系，尽量降低变法的阻力，将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败。而在这一点上，当年的变法派无疑做得非常差劲，变法派公认的领袖康有为并无实际政治运作经验，为人处世既偏激又迂腐，一开始就将较为守旧的大臣得罪了个遍。变法第五天康有为拜见光绪皇帝之前，在朝房里遇到了顽固派的头号大臣荣禄。荣禄告诉康一二百年的成法不可“一旦遽变”，康直接回敬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如此回答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引起后党对新政更大的反对外，实在是没有其他用处。9月中旬时局越发艰难，光绪发“密诏”向维新派求解应对之策，杨锐给出的建议是多顺从皇太后，变法分清轻重缓急，而康有为却完全不顾变法派势力弱小，决定用武力强迫慈禧就范，直接导致了维新派全军覆没。梁启超说康“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可谓一语中的，以此人作为变法派的总后台，在晚清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实在是很难有胜算。

　　光绪帝是变法主要的实施者和推动者，但当时这位27岁的皇帝明显操之过急了。以光绪之无权，韬光养晦、慢慢培养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毕竟那会儿革命党还没成气候，大清还有时间，而且与慈禧相比，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等得起。可惜年轻人做事总有些急于求成，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加上维新派一帮人的鼓噪，皇上显然觉得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对体制内的旧官僚充满了敌视，似乎他们除了充当强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外一无是处，对变法充满了玫瑰色的幻想，似乎变法诏书下得越快复兴的速度也就越快。搞起改革来不讲究任何策略，既不懂“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也不尝试着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只是一道接一道诏书地改八股、减冗员、裁机构，废特权，最后搞得儒生、官僚、太监、全体旗人都反对维新。支持变法的力量还尚待培育，反对变法的力量已经结成了空前强大的联盟，维新焉能不败？

　　一个制度、文化自成体系的老大帝国以异域的西方文明为蓝本进行现代化转型，用钱穆的话来说，其难度无异于从一只飞禽变为走兽。若要转型成功，其操盘者既要有足够的权威，又不能沉醉于权威带来的利益而裹足不前，既要心中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又要懂得如何打好手里的牌，这些都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和手腕，而这些能力和条件，晚清的变法派从皇帝到官员无一具备，其失败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始于清末的现代化运动，直到今天仍然是整个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历史的车轮仍然滚滚向前，六君子的血，值得后世的变法者永远铭记。

　　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