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

　　从新中国诞生起“中国威胁论”就没停过

　　周总理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他以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找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交汇点

　　眼下，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名领袖会聚瑞士小城达沃斯。继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国外交家们又面临着一轮新的艰巨的工作，包括应对国际舆论的种种诘难。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日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纪念专访时指出，其实，类似考验，从新中国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存在。当年，以周总理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初登国际舞台时，面对的是更大的国际偏见和隔阂。

　　章百家一家几代人与周总理渊源很深。祖父章以吴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一起参加过南开中学的剧社。父亲章文晋，1929年参加革命，曾担任周恩来的秘书、英语翻译，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先后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加拿大、美国大使。母亲张颖，抗战时期任《新华日报》记者，是周恩来与文化界人士往来的联络员，后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担任过多次重大外事活动的礼宾工作。

　　章百家说：“周总理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他以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找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利益的交汇点。”

　　那个时代，不仅党和国家的领袖，许多普通干部也个个都是能人

　　中国青年报：听说您的名字是邓颖超取的？

　　章百家：我生在党中央机关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的路上。那时条件艰苦，大人带着我走到哪儿吃到哪儿，部队一进村就先看谁家在喂小孩儿。邓颖超妈妈就说，过去小孩子要穿百衲衣，这孩子靠吃百家饭活下来，就叫“百家”吧。我想，她的意思是要我永远记住老百姓的养育之恩。

　　解放后不久，周总理有次去天津看宋庆龄，我妈也带我去了。那时我已过周岁。总理见到我特别高兴，说以前看着活不了，现在长这么大了，看来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青年报：1973年您去过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生活工作的地方——编者注)，那是唯一一次吗？

　　章百家：不，那是最后一次。很小的时候也去过，但当时不大记事，都是后来大人说给我的。我清楚地记得见到周总理大约是在8岁，1955年缅甸总理吴努到中国来休假，他是以私人身份来的，但接待规格很高，毛主席、周总理都会见了。当时他带着孩子和夫人，外交部就找了一些孩子去跟缅甸的孩子们玩。

　　中国青年报：您是其中一个？

　　章百家：对。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次，大概是1956或者1957年，周总理在西花厅设家宴，招待一些老朋友，其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夫妇。他们谈了许多往事，我都听不懂，只记得总理抱着我，让我坐他腿上。坐的时间很长，我挺累，但不敢乱动。

　　中国青年报：那时对西花厅是什么感觉？

　　章百家：只记得是个很大的老式房子，也没刷，显得挺旧。总理在世时一直不让对西花厅进行装修。后来，我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周总理，直到1973年，我父亲要去加拿大当大使，总理让我父母把我们四个孩子都带到他家。我们到的时候，总理开会还没回来，邓妈妈就和我们聊天。我记得她说，总理见见你们，对他来说就是放松和休息。当时总理已经知道自己得癌了。

　　中国青年报：谈到周总理，很多人都强调他的人格魅力。您能说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吗？

　　章百家：周总理是一代革命者的典范，也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们那代革命者的阅历都非同一般。你与他们接触，能感到他们都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也都很有个性。那些人彼此之间的感情，跟今天的人很不一样。那时候，干部都特忙，孩子没人管，就送到别人家住。大家知道，周总理关心过的孩子很多。其实也不仅仅是他，举个例子，在陈赓夫妇家住过的孩子，前前后后起码有一百来个。可以说，那代人真是同生死共患难，而且他们有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

　　中国青年报：是一种什么理想呢？

　　章百家：就是要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改变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新社会。当时，大部分人的思想比较单纯。新中国成立时，老百姓确实有一种翻身得解放的感觉，共产党就是好。最近，我看了不少当年拍的纪录片，能感觉到人们当时的那种心情。

　　中国青年报：什么样的心情？

　　章百家：老百姓的那种欢欣鼓舞，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心情我们现在很难体验。这也不奇怪，今天的人大都没经历过战乱。中国是一个从1840年以后就战乱不断的国家，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没完没了。战乱中，普通百姓生活的悲惨是现在很难想象的。解放后，老百姓不仅能过上和平的日子，而且有翻身做主人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那是什么感觉？

　　章百家：那时，规矩没有现在多。开会照像，领导人不一定站第一排，也不一定站中间。前不久，电影《白毛女》的主演田华出了本书，里头有张照片，上面有田华、王昆、郭兰英，还有日本芭蕾舞团的松山树子，都是当时的大明星。周总理和她们照相时说，“今天是你们四个喜儿照相，你们是主角，我只能沾你们的光。”于是他站在了最边上。好多照片都是这样。在那个年代，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很自然的。例如开第一次人大会议，中间休息时，代表和领导人都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互相交谈。那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气氛。

　　中国青年报：那人们怎样表示对国家领导人的尊重呢？

　　章百家：那时常用的说法是“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一代开国领袖，人们敬重他们、热爱他们，是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们因此赢得了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这种尊重不仅是因为他们处于主要领导人的地位才得到的。

　　中国青年报：那是当时的特殊环境造就的吧？

　　章百家：对。那个时代的人物，不仅党和国家的领袖，许多普通干部也个个都是能人。周总理一生既是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其实也是思想家，对经济工作也绝对是内行。不仅周总理如此，许多老一代革命家都是这样。我们最近几年做了一些党史人物的电视片，比如杨尚昆、宋任穷、张爱萍的，他们的阅历都极其丰富，干过许多大事。那一代共产党人许多是职业革命家，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没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是不行的。

　　那一代人是很有魅力的，除了个人素养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