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世襄先生忆旧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襄辞世。这些天，一直在捧读王先生的几本著作。2007年5月25日，曾与友人一同拜访王先生。那天下午，春风和煦，斜阳照过芳草地，王先生精神尚好，九十余年的波澜人生境遇化作一个半小时的谈笑，令我辈颇多感慨。巧得很，那天正是王世襄先生93岁生日。

　　三位文博前辈

　　话题是从梁思成先生开始的。梁、王两家是世交。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王先生的这位伯祖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任过镇江、苏州知府，是一位清官，曾谏阻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王世襄的长兄王世富和梁思成是清华学校的同学，同时留美。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娴是王先生的母亲金章女士的好友。此外，梁先生的外甥周同轼和王世襄不仅是燕京大学同学，还是同室好友。因此，1943年冬，已于两年前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的王世襄南下求职，与梁思成在重庆相遇，彼此一见如故。南下谋生的王世襄，在首选志愿——到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时尚无法实现，第二志愿——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遭到所长傅斯年的拒绝后，作为引荐人的梁思成对王世襄说:“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如果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职位是助理研究员。”就这样，王世襄在李庄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在营造学社期间，一方面他和同事一同进行野外调查工作，另一方面则认真阅读古代典籍《营造法式》、清代工匠则例等，这些内容对他日后从事髹漆和明式家具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此外，王世襄还协助梁思成完成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校注工作。王先生回忆说:思成先生长我十几岁，论世交是平辈，论学古建筑是我的启蒙老师。

　　第二位是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字桂辛，号蠖公)。在繁忙政务之余，朱桂老对祖国文化十分重视。在他的策划下，存放在热河行宫的清廷文物得以运回北京，并成立古物陈列所。这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王世襄的大舅、著名画家金城当时即是桂老的属下，参与了古物陈列所的筹备工作。此外，中国营造学社最开始是朱启钤自己出资创办的。1945年日军投降后，王世襄赴京任职，行前梁思成嘱咐他到京后即拜见朱启钤，汇报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况。王先生回忆说，到京后，朱桂老多次召见他，常常是一个电话就把他叫去了。桂老提到了一本书——我国仅存的一部漆工专著，明黄成撰、杨明注的《髹饰录》。日后，王世襄花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髹饰录解说》，了却了朱启钤先生的心愿。

　　第三位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和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是南洋公学时的同学，两人交情深厚。故宫文物南迁之前，马衡在北平期间，聘请王继曾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一职，每逢有外宾参观故宫时，王继曾都要被邀请前来陪同接待，遇有外文函件，也曾代译并拟复。王世襄回忆说:“我从小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马老伯，马衡先生也曾几次对我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1943年，王世襄南下求职，首先拜见的就是马衡。当时的王世襄立下了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只是在抗战期间，尚一时无法实现。谁曾想，人生际遇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两次人生转变

　　王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孩提时代的王世襄，受到多方面的教养，但顽皮天性也得到了充分张扬。王世襄自己曾在文章中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韝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王先生有一个哥哥叫王世容，聪明好学，颇受亲朋喜欢。而他则顽皮淘气，不肯念书，到处惹祸。世容不幸10岁时病故，亲戚们都说“可惜死了一个好的”。这样，母亲对王世襄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1939年春，母亲金章病逝，给王世襄很大的震撼。他深感玩了多年，很让父母伤心失望，绝不能继续放任自己。这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从此摒弃一切玩好，专心学业。王世襄说:“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大转变。”因受家庭影响，他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上报的论文题目为《中国画论研究》。1941年6月，王世襄以《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一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园被日军占领，王世襄回到城内家中，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部分的撰写。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在梁思成、马衡二位先生的推荐下，王世襄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开展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在“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的领导和朱启钤先生策划下，从1945年11月至1947年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为国家追回七批文物、古籍，分别是: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收购郭觯斋藏瓷；追查收回美军少尉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的瓷器；抢救朱启钤存素堂丝绣；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接收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物品；从东京运回被日本掠夺的107箱古籍。有关详情，王先生写有《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的文章。

　　拜访时，王先生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在追索文物中得到“宋氏兄妹”帮助的情况。收购郭觯斋藏瓷时，郭的后人同意由公家收购，但经费没有着落。正在无法进展之时，一天王世襄接到朱启钤的电话，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要来访，让他赶快把办理杨宁史青铜器和郭觯斋藏瓷多方受阻的经过，写成“节略”，等宋来时当面呈交。后来宋子文看到“节略”，表示马上办理。最终郭觯斋藏瓷由宋子文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存素堂丝绣原为朱桂老购藏，后经张学良介绍，在得到今后不能卖给外国人的承诺后，以20万元的价格售与东北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丝绣被伪满定为“国宝”。1946年5月，长春被解放军包围，朱启钤担心丝绣被战火毁掉，忧心忡忡。一天傍晚，他打电话让王世襄速来家中，告诉他宋美龄经北平到东北，让他赶快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和王世襄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呈文，极言这批丝绣的重要，请宋美龄帮忙转移到安全地点。王世襄照此办理，呈文送给桂老，桂老略作修改后，让王世襄重新誊抄了一遍。桂老设法转交宋美龄。后来，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这批丝绣被空运到京，存放进中央银行保险库。

　　1947年2月，经过长途跋涉，王世襄将被日军劫夺的107箱善本图书运送回上海，郑振铎派谢辰生、孙家晋到码头迎接。所有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3月初，王世襄到一直心向往之的故宫博物院报到，担任古物馆科长。1948年6月，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院长马衡派王世襄赴美国、加拿大参观、学习。1949年8月中旬，回到故宫。这时，距离新中国开国大典不到两个月。

　　1952年，正在广西南宁参加土改的王世襄和其他故宫人员，被急电召回。下火车不准回家，在故宫暂住一夜，次日晨全院人员分送东岳庙、白云观参加“三反”运动集中学习。因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身份和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为故宫“三反”运动中重点清查的对象，理由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并且还勒令他揭发院长马衡的问题。在东岳庙轮番“轰炸”四个月后，又被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审查10个月。王先生回忆说，在看守所他是38号，有一天听到喊“56号”，声音颇像同样被审查的朱家溍，此后几次听到应声，知道老友也到了看守所。出狱后两人见面，谈起遭遇，朱对王说:“你是38号。”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谁曾想，却收到原单位公函，被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后，王世襄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后来吴孟超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音研所”两位所长不同意，王未表态，最终未成。但吴院长看重王世襄的才华，发给他三个聘书。后来，王世襄在“音研所”被划为右派，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到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但随后而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王世襄的“故宫梦”就此打住。谈到这段不公正待遇，王先生说:“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转变，故宫把我开除了，我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

　　经历了“三反”和“反右”，王世襄坚定了“自珍”的道路，即“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一个归宿

　　芳嘉园小院是王家的老宅，本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乐趣。“文革”当中，小院成为八家人居住的大杂院，只可惜了王先生所藏的明清家具。黄苗子夫人郁风曾写道:“那些本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是挤在一堆，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一层一层套着。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吃剩的面条，半碗炸酱。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寝的地方了。大书案边上的坐椅竟然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而那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

　　唐山大地震后，小院中的居民搬到日坛公园搭帐篷居住，王世襄不愿离开他的这些宝贝，干脆躺进紫檀大柜睡觉，而且还不怕“屋破雨漏”。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堆放这些家具的三间北屋后墙，正是后院五家住户所搭的小厨房的后墙。这些小厨房都用油毡覆顶，距离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一旦有一家厨房不慎失火的话，北屋连同这些历时数十年收藏的明式家具都将付之一炬。此外，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是一个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他的老婆则捡拾垃圾，堆得满院都是。面对如此境况，王世襄多次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和文物局反映，有关部门派人查看后，送来几个灭火器，实质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只有考虑搬家了。恰巧此时，上海博物馆修建完工，且辟有专门的家具展厅，只是没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几经辗转，香港的庄贵仑欲购买王世襄所藏明清家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以纪念他的先人。王世襄明确表示，只要出资者购买所藏家具后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同意这个条件，收入《明式家具珍赏》中的家具他也一件不留，而且不讲价钱，只要对方所出资金能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就行。最终各遂心愿。1993年，庄先生买下王世襄所藏79件明式家具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而王世襄也用庄先生所出——仅是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资金购买了位于芳草地的新居。当然，最让王世襄感到欣慰的，是这搜集了40余年的79件心爱之物有了一个永久安定的家。

　　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说，若按当时与庄贵仑的约定，自己所藏四把一堂之牡丹纹紫檀大椅，只有一把两次出现在《明式家具珍赏》图录中，其余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约定不必捐献出来。而他不愿拆散它们，四把明代精品摆在一起实在难得，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全部拿出捐赠了。此外，《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并不算在捐赠数中，因这之前已把它送给杨乃济先生了。几年后，杨先生又将这件家具送还，王世襄又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这样，上海博物馆所展出的俪松居主人旧藏家具就成了完整的80件。

　　另一个归宿

　　王先生夫人袁荃猷女士，自幼受传统文化滋养，有幸师从汪孟舒先生学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艺术，并得到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的悉心传授。1940年，在燕京大学教育系读书的袁荃猷为准备毕业论文，打算编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因为没有合适导师，教育系主任周学章介绍她去找王世襄指导。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王世襄到李庄营造学社后，两年时间里从未停止过给留在北平的袁荃猷写信。1945年冬，两人喜结连理，并从此共同走过了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的58年的婚姻生活，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和同喜共忧。

　　谈到夫人，王先生讲起两则笑话。干校期间，因有同志劝告袁荃猷“向组织坦白王世襄的问题”，而她始终认为丈夫抗战后清理追缴文物的事情清清楚楚、对工作满腔热忱却遭遇不公，长时间的焦虑患了精神分裂症，病倒在团泊洼干校。1972年，几经周折，在咸宁干校的王世襄才被批准可以前往探亲。不料，就在他到达团泊洼的第二天上午，军宣队团部发来三封加急电报，令他“速返”！他只好立即返回咸宁。事后三个月，他才弄清楚原委。原来，军宣队从报纸上看到黑格访华，因怕王世襄与这位美国高官联系，故急电将他召回干校。王世襄先生笑着说:“军宣队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别说是‘黑鸽’，就是‘白鸽’我也不认识！”

　　1983年，王世襄被确定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报纸上刊登名单时，误将王世襄的“世”字印成了士大夫的“士”。王先生说:“看报纸时，我老伴儿在一旁说:‘甭说是错了，就是写对了也不是你。’”

　　王世襄回忆说:“荃猷深明大义，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尽人皆知。思想上的帮助尤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宫开除后，她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她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我们从此时起探讨选择今后要走的一条正确人生道路。”

　　2003年10月29日，夫人袁荃猷去世。回忆旧日生活，王先生深感对不起夫人。他写了多首诗，悼念夫人，追怀他们共同走过的人生岁月，如:

　　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

　　相濡复相勖，岁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五十八年多祸患，

　　苦中有乐更难忘。

　　西山待我来归日，

　　共赏朝霞与夕阳。

　　而今，两位长者都离我们而去。

　　王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