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民营：合作浮出水面

　　“国有民营的合作从不可言说到浮出水面，之间究竟有哪些合作模式？出版社改制之后，机制越来越灵活，和民营公司在合作模式上有无可能出现创新或者是新的变化？随着民营书商的日渐壮大，未来的双方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从过去不被认可，到现在逐渐被认可，民营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个来自民营书商的数据称，大众出版领域，我们手头拿到的畅销书，约90%以上都是来自民营出版。此一数据无可调查证明，但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出版社与民营在中国整个出版市场中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并不矛盾。国有民营的合作从不可言说到浮出水面，之间究竟有哪些合作模式？出版社改制之后，机制越来越灵活，和民营公司在合作模式上有无可能出现创新或者是新的变化？随着民营书商的日渐壮大，未来的双方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竞争，竞合，还是双赢？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大学第七届文化产业论坛的分论坛——出版产业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上，此一话题也成为民营大腕们热议的话题。

　　民营：三种模式打天下

　　2008年，销售码洋2个亿，到2009年底统计，这个数字已经将近3亿，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高成长率在整个书业也是不多见的。其执行总裁王笑东还是明确表示，“在合作中，出版社肯定是主打地位”。

　　北京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做了5年，但是，龙之媒董事长徐智明做出版策划已经10多年了。龙之媒一直专注广告图书的策划销售，目前和中信出版社有一个战略合作。“我策划的所有选题都由中信来出版，我们投资到出胶片之前，然后中信来做印刷和所有发行，中信发货之后，跟我们来做分成。我们的合作还是很顺畅的。”徐智明的体会是，龙之媒的规模比较小，作为比较小的民营策划公司，就不需要做全部的流程。

　　内容方面的合作，会不会给出版社造成主营业务上的影响？比如，现在的舆论普遍担心，出版社自己的内容运作能力会下降甚至丧失，但在徐智明看来，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公司比较小，出版的选题比较专，就是广告方向。广告是一个特别小的行业，一般的出版社也难以搞懂，所以，我们跟中信社的合作是优势互补。”徐智明介绍，他们的出版规模比较小，难以建立起发行渠道，如果再跟小社合作的话，那这种合作渠道是不通畅的。所以，龙之媒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就特别想选择发行渠道通畅、势力比较大的出版社，这样，从资金到渠道都没有问题。“我需要出版社的资金和渠道，出版社把我当作它的一个专业的策划编辑，大家在合作上还是比较顺畅的。”

　　正在为上市做冲刺准备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为了上市过程中无政策阻碍，则只做发行。董事长朱大平介绍，到现在为止，时代华语从来不做策划，版权拿到手以后就转让给出版社，再采购出版社的书。“在时代华语，我们没有生产这一说。”

　　具体合作模式则有两种，对于一些“只有策划能力，但没有发行能力”的小型出版社，其基本模式为“我们的选题，你出”，而这批出版社是时代华语的战略合作重点。第二种则是，“你出的书，我有权发”，“不管什么形式出版的书，我全都要”。这种合作模式针对的是第二类出版社，即大型出版社，专业型出版社。“当前中国的出版社的发行方向基本上都是单一的，作家出版社非常典型，教育出版社也非常典型，比如人大社、北大社、北师大社、清华社。这种重大型的出版社，它拥有太多资源，而且它的选题会源源不断涌过来。”朱大平说。

　　湖南人朱大平一向语出惊人，此间，他的一个判断也不例外：“中小型出版社根本没有必要搞发行部。比如，我们时代华语真正能够把一本图书做到县，每一本书发订单的时候，必须要跟县级新华书店、县级民营点和邮政三个渠道打招呼。只有有了人，你才能干发行，几个人根本不可能干。”

　　综合以上，民营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王笑东归纳了三种。其一，就是龙之媒模式，当然，后面有一些营销工作也是由策划者负责的。由于这种合作模式完全符合现在的法规，也是出版社很欢迎的。当然这种合作模式的选择对象必须要求是有实力的出版社，包括发行、营销各方面都做得比较规范。其二，把版权卖了，出版社把复制发行权全部转让给民营，这也是现行的出版法律法规允许的，也是规范的，这种民营公司通常以发行公司的形象出现，实现双方的双赢。其三，也是新华先锋与出版社的合作模式，“基本上是这样，新华书店系统我们不发，由出版社来发。因为新华系统不仅开户折扣高，而且认可度、回款周期等各方面比较好，比民营受欢迎。除了新华系统之外，其他所有的系统，包括民营渠道、网站、机场、农家书屋等等这些系统都由我们来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双方的利益比较平均，出版社既保留了出版策划能力和发行能力，民营机构也同时有自己的出版策划能力和发行能力”。王笑东认为，这也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出版社：从“主权出让”到“共存多赢”

　　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作家出版社选择跟民营机构搭手合作，而这种选择，“绝大多数动机出自于无奈”。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扈文建介绍，那时候，作家社两个强势作者要“红杏出墙”，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痛下决心，选择洽谈合作。

　　“之前，可能大把的中小出版社靠贴牌子——就是所谓的卖号，在其他产业来讲就叫贴牌——生存，作家出版社在选择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内心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自己感觉那么良好的出版社，拥有这么多资源的出版社，怎么可能选择合作？我们觉得是主权出让了。”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扈文建的感受是，“这一步走的，可能过了，但没有错”。

　　纵观整个国内的出版天下，“从目前事实来看，不是国有的天下，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共存的一个天下”，所以，扈文建认为，合作应该是多赢、双赢的合作。从十多年前的那一步开始，作家社把合作口子适度放开，选择跟一些强有力的公司搭手合作的时候，他们跟对方谈的第一条，就是不一定要多少的利润，但是不能亏本。“这是合作的前提。所以我们在合作方面，没有收过书号费，我们合作的所有业绩反映在当时的排行榜上。”扈文建说。

　　现在，整个出版界处于转企改制阶段，扈文建坦承，这是一种焦灼的状态，而这种焦灼究竟是什么，不仅外界不清楚，作为当事人的出版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展望未来时，很难说在未来构架中、在与民营合作方面有哪些接口。“构想一下未来双方的关系，首先出版社要是大出版社，一定是市场的占有率来取决于它的大与小，只有大了，别人才愿意跟你合作。而我们出版社寻求合作的民营书商，第一必须有实力，因为在北京，文化公司几千家，你的规模不够，我不能帮你做加法，这个合作一定是双方做加法。”所以，扈文建的构想是，合作一定是大找大，强的找强。

　　无论如何，国有出版社对民营书商的“爱恨交加”的情绪很难说清。民营书商的崛起，其中部分是有“原罪”的。他们的无孔不入的灰色的手腕，管理方面的严苛，逃避税收方面的灵活，都是国有出版社所不能为的；当然，话还可以这样说，他们从市场风浪中摔打出的对市场的敏锐嗅觉，高效的执行力，约束激励机制的灵活，生产各环节的成本的控制，是国有出版社所不能及的。双方的合作，或是互补的合作，国有出版社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选题，或是发行的合作，更多的是，领军人物的延揽，机制的交融学习。

　　记者　桂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