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增强”的春晚与“技术减配”的“三枪”

　　先从央视的春节晚会说起。我曾经谈到过：“一台电视晚会，能在举国关注下持续近三十年，那么不管你是否愿意，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台晚会了，某种意义上，它还成了一种仪式、一个习俗……”就以刚过去的2010年央视虎年春晚为例。一个显眼的反差是，这台堪称近年舞台技术和舞美创意最佳的晚会，无论是在其本身的内容，还是观众的反馈上，都是近四届春晚中最单薄、也最弱的。当小品王赵本山和他的弟子，以“半出戏”的方式为大家奉献出了《捐助》，当中性装束的魔术达人刘谦，以声嘶力竭的喊数推出他最后一个戏法儿高潮……春晚传统强势内容的势弱，和技术手段对美感的助推，这一对未必互成因果的趋势间的此消彼长，实在有些令人生出同情。

　　当一台晚会由“任务项目”越来越明显地向着“工程项目”和“广告项目”转变，它本身的娱乐性非但没有增强，反而极大地处在一个自我弱化的状态中！对此，我们当然不会将其解读为全球娱乐业的普泛趋势——近如TVB之类的贺岁晚会、远如奥斯卡颁奖晚会这样一些传统“盛典”型的晚会，都在这个信息传输日趋自由的时代，以强有力的表现向我们提供了反证。可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我们身边涌现的那些本土知名的文艺产品里，类似虎年春晚或《三枪拍案惊奇》之类的贫血个案，确实层出不穷。而且，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展示“贫血”的方式还各不一样——虎年春晚是以“技术增强版”的方式出现的，而《三枪》则是以“技术减配版”(无论是移植版权还是影像技术的自我矮化)的方式出现！

　　-如果没有人文思想，“技术”又能怎样？

　　当殿堂级导演、国宝级的导演，刚刚为观众奉献出《三枪》这样“简单”的大片，并声称“不想被当一个思想者举着”，比它更简单的、有着“爱情+钉子户颂歌”式主题的《阿凡达》出现了。可是，并没有太多买票的观众，看完了嫌《阿凡达》“简单”。相反，除了钱、除了电脑特技，大家还是看出了一些《阿凡达》比《三枪》复杂的地方：比如詹姆斯·卡梅隆对同类型电影元素的整合能力，以及美国影人在那些老生常谈式的主题说教下，让公众发自内心产生感动的才能……但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感受在那些本土影人的内心深处，是很少能找到共鸣的。我们看不到这些人去用心解读——技术的炫目背后，藏着那些异国使用者怎样的诚心。

　　后阿凡达时代，聪明的内地潮人与达人们，抒发的多是“看看人家是怎么抢钱”的艳羡与悲凉，他们忽略了卡梅隆“有五年时间我在等技术成熟”的坚忍；曾经聪明的内地潮人、达人们在把自己与思想撇清后，已沦落到把“朴素”降格为“寒碜”。无良的娱记们，就别再炮制科恩兄弟或柏林影展的“惊叹”了——人家恐怕是“见过寒碜的，没见过这么寒碜的(说不定以前连想都没敢想过)”。

　　技术当然不足以构成迷信。《阿凡达》可以大赚，《阿童木》却赔了。为什么？不仅仅是制作班底与能力的原因。让“美国式励志”成功的不止是“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同情弱者”这些具有普世效果的说教，还有它对二战、以及二战之后人类社会的影响(先别讨论这种影响的正负意义)。而《阿童木》呢？怀旧和普世的说教背后，藏得更深的是原片名《东京阿童木》背后的“东京元素”——地球未来的拯救者，会是一个来自日本的机器小英雄？！即便是我这个手冢治虫大师同名动画片三十年的老粉丝，也不太相信。我们永远无法忽视内心深处来自人文层面的心理暗示，就像我永远无法尊重《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一个作家再前卫，他也无法让自己的视角不动声色地挪往曾向自己的祖先施暴的那一方。心不是屁股，可以随便挪动位置，哪怕加上科技或“专业能力”。

　　-“娱乐精神”不只通向娱乐，还通向行尸走肉

　　任何文艺创作都是不可能避开人文的，哪怕是最浮浅的人文。否则一个社会的娱乐、以及娱乐的受众便会慢慢陷入到一种狭隘，进而陷入到鲁迅笔下多次出现的“围观者的无知无觉”。“娱乐精神”并不只是通向娱乐，它还会通向行尸走肉。太娱乐了，文化便会丧失正派，丧失善恶。《三枪》的制造者们很聪明，懂得高举“为大众服务”这个口号。但“为大众服务”，显然并不等同于“让人无知无觉”的收钱服务。《三枪》所倚靠的“娱乐精神”，未必就能通向《喜羊羊与灰太狼》，说不定倒更通往虎年春晚的植入性广告。狭隘的前提下，“朴素”与“技术”之间，负面相吸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正面互补的。说不定未来哪一天，我们就会在所有门户网站上，看到张艺谋大谈他执导某届春晚成功经验的心得。

　　倘果真出现如上奇景，未必就是十几年前便已改变志向的张导的遗憾，但却是我们这些旁观者和普通观众担心的所在：毕竟在《一个都不能少》之后，支撑内地文艺片荣耀的几个小中年导演们，影片所因循的美学思维与成功模式，大多仍是“张艺谋式”的。一个人尚有创造力的时候，也许能摆脱或避开前辈身上潜在的负面因素；一旦遭遇欲望等人性原因，或创造力进入退潮期，那在早年学艺过程中不知不觉承袭来的不良因子，便随时有可能成为新的瓶颈，乃至滑铁卢。“子不类父”这句话——在文艺上，可能仅仅限于谈优点继承，不一定就能作用于“缺点遗传”。

　　文艺可以有美学追求上的极致，却不可以在审视事物上陷入偏执；社会分工与专业性日趋精细，但也没有说文艺工作者就可以彻底放手对“意义”的关注与探究。内地的文艺人士，什么时候能从技术刺激出的偏执，和自足的智识狭隘里，尽早走出来，那才是本土文艺能重新赢得受众信赖与敬重的开始。

　　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