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到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同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7年进入上海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至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我的书能够卖两三万册，这就对了，太多就不像我了。 ”

　　辽宁日报：王安忆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报的访问。最近几年，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争论非常多，无论是整体的评价还是具体到各种细微的问题，各方的声音经常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自2007年以来，来自海外汉学家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其中德国人顾彬被视为尖锐批评当下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我们发现，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拥有了一批被海内外肯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而另一方面，文学的大环境又似乎是混沌和无序的，作家们被各种非文学因素所裹挟。有的人说，市场化和商业化瓦解了文学的精英性，在扼杀作家们的创作环境。您是如何看待市场和作家之间的关系的？

　　王安忆：我觉得市场化，相对来说，是好的，起码市场化是比较公平、比较民主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可是我觉得我的书的销量是比较合适的。我的书能够卖两三万册，这就对了，太多就不像我了。基本上，我认为市场还是可以比较准确地给作家进行定位。所以，我对市场化并没有太大的反感。

　　“我觉得我能够掌控自己的创作，创作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

　　辽宁日报：去年年底，我们陆续访问过一些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和批评家，他们对当下中国的文学生态有不同的评析，不过，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认为市场化、全球化、数码化等等因素改变了文学创作的环境，甚至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而作家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依然能够真正从文学本质出发坚守创作的少之又少。对于您来说，您如何评价当下的创作环境，您是否感受到了创作环境的改变影响了您的创作？

　　王安忆：我对环境其实没有大的感觉。我想，对我自己来说，创作环境是越来越好了。环境和作家本身的情况是相关的。上世纪80年代是我刚刚起步的时候，写得比较稚嫩。现在，以我个人来讲，我已经比较成熟了，我觉得我能够掌控自己的创作，创作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我没有抱着什么特殊的心态来创作，对我来讲，创作是非常自然的。 ”

　　辽宁日报：应该说，当下的文学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既不同于“五四”时期，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文学面临许多非文学因素的冲击。而在这样一个时代性的浮躁氛围之下，作家们的创作心态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许多干扰。您在不同的时期，在创作不同作品的时候，是否会因为心态的不同而影响到创作的本身？

　　王安忆：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写到现在已经30年了，写作是我一个非常自然的生活状态。应该说，我没有抱着什么特殊的心态来创作，对我来讲，创作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根本不会去想我要用什么心态去创作。至于客观的关系和客观的看法，也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个人认为手写和用电脑写作没有分别，同样需要结构，也同样是自己的文字。 ”

　　辽宁日报：网络给传统文学也带来了很大冲击。我接触过一些批评家，他们虽然也用网络作为工具，但是，并不十分关注网络写作，更不会把网络写作纳入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把网络写作和传统写作进行了非常明确的区分。

　　王安忆：我不上网的。不过，我个人认为手写和用电脑写作没有分别，同样需要结构，也同样是自己的文字。

　　“我从来不是容易被影视导演看中的作家，《长恨歌》是个例外。 ”

　　辽宁日报：我在对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进行专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现象，当下的作家很注重潜在的市场需求，写作时会考虑影视的效果，包括场景的设置、人物的细节的设置等等，都似乎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视觉感，为将来卖给影视进行二次改编提供空间。您的小说《长恨歌》曾经先后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并且在影视市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是大众非常熟悉的影视作品。但是您自己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 ”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您是十分固守小说本位的，不会因为迎合电影而去写小说，更不会为了成为电影改编的对象而去削弱自己作品的文学性、批判性和文化内涵。

　　王安忆：我的作品并不属于很容易被导演们看中的作品。其他作者的作品我不了解，不好评价，但是，以我自己来说，我从来都不是容易被影视导演所看中的作家。而我的《长恨歌》，那是个例外，它的被改编，与许多外在因素有关，包括当时的张爱玲热、上海热等等。

　　“我和张爱玲不一样。了解我的作品的人也应该知道，我们其实根本不像。 ”

　　辽宁日报：您刚才提到张爱玲，去年年末，由您担任编剧的香港版舞台剧《金锁记》也在上海公演了。如果在互联网上搜索您的新闻或者评论，经常会跳出“张爱玲”三个字，人们喜欢把你们放在一起来谈，似乎她是上世纪40年代的您，而您是现在的她。您本人如何看待这种比较？您觉得自己的创作真的跟张爱玲有相似或者相通的地方吗？

　　王安忆：我和张爱玲不一样。了解我的作品的人也应该知道，我们其实根本不像。

　　“别人似乎只注意到我写上海的作品，事实上，我也写过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 ”

　　辽宁日报：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说，有两位作家曾经是他眼中的中国最有希望的作家，一位是张炜，一位是王安忆。但是，他又提出，从《长恨歌》之后，您的创作似乎陷入到自我重复当中，沉迷于描写上海小女人的生活。之前也有一些评论，认为《长恨歌》是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王安忆：我认为将《长恨歌》视为我创作的转折点，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可以说，这种说法出现的原因与我的处境有关。我就生活在上海，自然就会写上海。但是，别人似乎只注意到我写上海的作品，而事实上，我也写过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过去寻根文学热的时候把我划到寻根文学作家，后来又把我归类到知青文学作家，到了上海热成为话题之后，我就又被定义成了上海作家。

　　辽宁日报：这么看来作家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总要被外部的声音“强行分类”。

　　王安忆：关于创作的转折点，是那些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谈论的问题，是搞文学批评的人的说法。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写作都是很自然的，就是每天在那里写写写，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转折或者特别的时间点。而且，所谓转折也不是说自己想制造就可以制造出来的，哪有那么好的运气？

　　王安忆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

　　本报记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