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风景，找不到房间

　　纪念英国作家E·M·福斯特逝世四十周年

　　1924年，E·M·福斯特发表了一生的杰作《印度之行》，在此后近五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他再也不曾涉足小说创作。是宿命，还是偶然？福斯特的“沉默”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引发人们无尽的唏嘘和感慨:似乎只要再跨出那么一小步，他就有可能成为继托马斯·哈代之后最伟大的英国作家。福斯特终究还是选择了停留，一直到生命终了。不过，他包括六部长篇、数十部短篇和文学评论集《小说面面观》在内的创作，已为他在英国文学史上赢得足以让后世为之景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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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前，福斯特去世，他的同性恋者身份不再是一个秘密。尽管他生前也有机会步入婚姻殿堂，但终其一生，他选择了单身。不可思议的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小说中描写男女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而贯穿他所有小说的核心主题——“联结”，福斯特也往往是借助于隐匿在人际关系中的婚姻母题来阐述的。

　　在处女作《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中，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使得赫里顿夫人大为惊讶，寡居的儿媳妇莉丽亚在旅行中，竟然想与当地人吉诺结婚！围绕婚姻与反婚姻这一话题，一部讽刺传统社会风俗的悲喜剧徐徐展开。英国中产阶级势利的道德观和宗教观，与象征人的自然本性的婚姻，终究水火不容。莉丽亚最后因难产死去，但她毕竟通过缔结婚姻的形式向赫里顿夫人发起了挑战。

　　仿佛同一音乐旋律的不同变奏，这一主题在同样以意大利为背景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中再次得以呈现。意大利自主、自然的价值观唤醒了露西心中的爱情，受制于英国中产阶级关于体面和尊严的传统观念，她起初不敢正视乔治的求爱。回到萨默街后，遂和“正统”的青年塞西尔订了婚，这种冷漠虚假的关系与真实、自然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露西最终在乔治父亲的帮助下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这一壮举被象征性地写成露西承认自己内心对乔治的爱，并响应内心的呼唤与乔治结婚，重返意大利。

　　发表于一个世纪前的《霍华德庄园》(1910)，则在乡村生活秩序日益受到城市化进程冲击的社会背景下，展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几个恋爱婚姻场景。其中知识分子代表玛格丽特·施莱格尔与生意人亨利·威尔科克斯的结合虽为逆潮流之举，却探及到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尴尬境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疏离以致对立冲突；工商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以致矛盾重重。由此福斯特呼吁:不同阶级理应在交往中建立一种“真诚关系”，而不致陷于敌意和对抗。

　　此后的《印度之行》(1924)，福斯特索性撇开狭隘的阶级、个人，而是在更广阔、更深刻的文化语境下寻求“联结”，即英、印两个民族在哲学、宗教、伦理、种族和政治等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沟通。穆尔夫人和阿德拉的印度之旅起初的缘由是阿德拉想到印度去看看未婚夫朗尼，通过这次旅行深化对朗尼的认识，以决定是否与他结婚。由此，围绕着阿德拉和朗尼的婚约缔定——解除——再缔定——再解除这一复杂过程，小说的另一条线索，英印双方为消除彼此隔阂而作出的各种尝试和努力渐次展开。

　　显然，藉由婚姻和爱情这一主线，福斯特敏锐地观察到英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但社会和阶级的局限，注定他没能很好地解决它们。他极力呼吁的“联结”也更像是个人的一厢情愿，让人看到了“风景”，却找不到“房间”来安置这柔弱无力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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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只此一次，福斯特决定不再满足于在男女婚恋的范畴里写他的小说，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需要一个刺激，更确切地说是一次袒露，来认证他对于“先天性同性爱”这一概念的理解。这便是他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例外——他去世后翌年发表的《莫瑞斯》。

　　出生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莫瑞斯在学生时代认识了克莱夫——一个向往古希腊文化生活且带有点宗教叛逆精神的世家子弟。不久以后，克莱夫选择了结婚。就在莫瑞斯身处失恋阴影而苦痛不堪，甚至想就此了结一生的时候，他生命中真正的男人，阿列克斯·卡德出现了。在这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猎场管理员身上，莫瑞斯最终找到了真爱。

　　故事近乎福斯特个人生活情感的自我演绎。18岁时，他入读剑桥大学。其间，爱上了同班同学H·O·马里帝斯——克莱夫的原型。然而，如同克莱夫不是莫里斯最后的归宿一样，福斯特此后的感情选择却转向了与他有很大阶级悬殊的下层平民——他们仿佛就是阿列克的缩影。1917年，福斯特在埃及认识了电车司机默罕默德·艾尔·阿多，两人的恋情持续了两年。1919年，阿多结婚，福斯特离开埃及回到英国，但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三年后，福斯特从印度回国的途中还探望过弥留之际的阿多。

　　1930年，时年51岁的福斯特结识了28岁的警察罗伯特·巴金汉，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终身之交。罗伯特结婚后，他的妻子逐渐接纳福斯特成为家庭的一员。他们的情谊维系了40年之久。1970年7月7日，福斯特在罗伯特的家中去世，罗伯特一家为他养老送终，罗伯特的儿子和孙子都取名为摩根。

　　尽管通过写作，福斯特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自我确认，但他并未谋求发表。小说写完后便束之高阁。及至上世纪60年代，他母亲以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上对性的问题之态度也发生了巨变。他仍然坚决拒绝了朋友们出版这部小说的建议。或许对那时的他来说，此作已显得颇为遥远。岁月变迁，类似的话题已然引不起他太多的兴趣。在最后的评论——亲笔写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他淡淡地写道:“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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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若处身动荡不安的爱德华时代的其他作家，福斯特同样不能把自己关在艺术之宫或哲学之塔里，而无视人世间的疯狂与悲惨。遂以其知识分子的良知，提出以婚姻为载体的“联结”以拯救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然而，福斯特依然是个人的，他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无法关注更为开阔的社会人生，而是专注于个人的内在体验和精神生活。

　　这种专注，却让他对生活的感知有着独到的发现。恰如他在论著《小说面面观》(1924)中所言:相比凡俗的时间生活，价值生活的衡度并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计算的，它由情感被激发、触动的程度来衡定。显然，在他看来，小说毫无疑问，应以更大的兴趣和精力关注、抒写那些最能体现表征人类“价值生活”的诸如人的爱、欲、感情、心理、情绪这些显示“人性深度”的内容，以此扩大、丰富其艺术世界。

　　事实上，正是“人性深度”，让福斯特的小说光芒闪耀。在他身后，他的作品不断得到阅读，且几乎全被改编成电影。1984年，《印度之行》被大卫·里恩相中，其他作品则成了詹姆斯·艾沃里不离不弃的选择。悖谬的是，生前，福斯特一直抗拒“改编”。然而，正是通过电影，更多的人——不仅是小说的读者，还包括大量的电影观众——认识和理解了福斯特。而人们互相谅解以求得和谐一致，正是他在写作中极力追求的，恰如他的宣言:“只有联结才是。”

　　作者：余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