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以辛辣的文笔、华丽诡异的文风在文坛掀起重重争论的朱大可,近日应邀来到东莞文化周末大讲坛。在上海登机之前,朱大可突发休克,上吐下泻,差点登不了机。从机场出来,裹着一件厚实黑色大衣的朱大可脸色苍白,略显虚弱,但他说“已经好多了”。言谈之间,并没有其文风般犀利尖锐,即使是批评,也完全没有咄咄逼人,而是带着对文学的恋爱和些许的惋惜。

　　上世纪80年代,朱大可就颇有名声,以《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而名动文坛。旅居澳洲8年归来,朱大可自称从文学评论家转化为一个文化批评家,转身对当下文学进行辛辣批判,大胆抛出“文学死亡论”,宣布和文学“离婚”,讽刺卫慧“文学叫春”,挖苦余秋雨搞“文化口红”。朱大可因此被冠以“文化恐龙”、“酷评家”的称号。他所领导的同济大学批评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术重镇。对最近南大教授王彬彬指责学者汪晖博士论文造假的事件,他认为一方面是知识界自身的责任,同时也是学术体制的问题。

　　剽窃技艺更高明,学术骗局难识破

　　记者:最近南大教授王彬彬指责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造假,引起了学术界轩然大波。你是否认为这类论文抄袭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

　　朱大可:学术伦理的崩溃,一方面是知识界自身的责任,同时也是学术体制的问题。体制逼着教师去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寻找国家课题,由此成为你晋级加工资的标准,教师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原创力是有限的,而且下达文科课题的内容往往滑稽可笑,于是只好用造假来对付。更为严重的是,当整个社会遍布造假气息的时候,造假就跟伦理脱钩,而变成一种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剽窃上升为一种手艺。造假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人嘲笑,怪当事人剽技不精。用技艺和所谓规范来代替基本的学术伦理,是学术厚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抄袭是有技巧的,学生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过去是整篇文章原封不动搬过来,现在是把文章先改一遍,再用反抄袭软件自查,看能不能被识别出来,如果不能认出来,OK,那就可以提交了。在软件技术的支持下,剽窃技艺也越来越高,老师很难识破这种骗局。这种博弈成为大学里每天上演的喜剧。但学术造假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造假已经遍及商品、艺术、古玩等所有领域,它是一种全民运动,而且是社会诚信机制崩溃的象征。

　　记者:有学者认为,学术评价标准应当以同行评议为主,学术评价体制的改革在近几年有没有可能推行?

　　朱大可:我认为体制改革基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行的是尽快矫正前教育部长推行的弊政,比如高校评估。我曾经目睹一所大学的评估过程,整个过程犹如电视连续剧: 校方雇人炮制假考卷,再放到蒸笼里去蒸,把它们做旧,手法可能来自古玩造假市场,显示有高人在策划和指点。各院系还派学生轮流到花园、河边和树林里去读书,评估团一看,哎哟,这学校学风真好,这么多人在晨读。其实全是演戏。全体师生都被逼成了戏子,来制造一台共同的骗局。每一次评估都闹得鸡飞狗跳,劳民伤财,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

　　还有就是核心期刊的问题。为了自己的生存,每一家核心期刊都会拿出一定版面来卖,名叫“学术资助”。当然,它也不可能拿出所有版面来贱卖。核心期刊靠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来决定排名的高低,如果全是烂文章而不被引用,那么它很快就会因末位淘汰制而被淘汰掉。所以它的文章必须保证2/3是名家和好文,而剩下的1/3可以拿来做交易。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它导致了严重的学术不公。应该尽快废除这种可笑的核心期刊制度。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期刊,都可以拿来作为基本的学术凭证。

　　郭敬明办的杂志,不能叫文学期刊

　　记者:目前纯文学期刊生存困难,而像郭敬明的杂志屡登榜首,你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朱大可:郭敬明的杂志不能叫文学期刊,它有一个文学的面貌,所以被误认为“小说”,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只能称作“大众读物”或“类文学读物”。当年的琼瑶作品,也只是大众读物而已,没有太多的文学性可言。这种类文学读物,通常以“类型小说”的形态出现,像科幻、惊悚、盗墓、言情之类的。言情类小说原先还崇尚张爱玲式的小资笔法,现在全变成了大白话,跟《故事会》差不多,离文学越来越远。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文学,是对文学的不恭。当然,读者需要这样的类文学快餐。在捍卫文学尊严的同时,我们也应尊重大多数人的文化选择。

　　记者:听说你对韩寒备加赞赏,你能谈谈对他的评价吗?

　　朱大可:韩寒的擦边球打得很好,比他的赛车开得更好。上海原来只出刘翔和姚明之类的体育冠军,现在总算有了韩寒这样的文化擦边球冠军。韩寒比我们这代人更适合媒体,表述方式也更时髦。他知道拿捏公共言说的分寸。

　　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唐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