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记者，不新闻。近日有几则关于记者的新闻，读来令人五味杂陈。仅举两例：一是《京华时报》回顾近日记者遭袭图像留存始末，所幸摄影记者拼命按快门，靠盲拍留证；一是湖南红网消息，因记者曝光二手房“权威”统计数据偏离实际、“掺水数据”被高价出售等问题，相关官员打电话威胁恐吓，并充斥着“狗屁”等粗俗言语。

　　因为有市场在，做新闻不容易；因为有失范的权力在，做舆论监督类新闻更不容易。去年记者节前夕，新闻出版总署对新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其亮点无疑是事关记者权益保护的，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便利和保障，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客观地说，记者权益保护与公民社会一道，有了长足的进步，“‘记者村’成为山西忻州城乡无业青年新去处”可谓反证；但我们也看到，张狂的权力对舆论监督的挟私报复已经越来越显性化，譬如经常发生的记者被威逼传唤事件等。道理其实路人皆知，作为信息传播者和社会守望者，记者“话语的力量”大多时候代表着社会道义与良心。去年，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媒体面前郑重表态，鼓励支持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作用，保障民众知情权。一方面是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态度更趋理性与明朗，一方面是记者群体遭遇的风险更隐蔽与恶劣，这一对矛盾实在令人纠结。

　　每每遭遇以上事件，我们都呼吁保护记者权益、捍卫社会良知，甚至从立法、程序等形而下的层面提出种种预设。这当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有一个潜在逻辑我们其实都明了：记者权益保护并不是什么陌生的新领域，它其实只是公民知情权的细分与延伸；记者权益保护上的问题也不是无法可依的棘手事件，只是法律与权力的赤裸PK而已。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记者所流的血与汗，是冲锋在丛林与荒蛮中的机会成本——挨打的、被骂的，不是因为记者脆弱了、法律滞后了、保护不力了，而是他们的镜头与笔墨从揭示社会症结的“腠理”、到直指问题的“肌肤、肠胃、骨髓”，既得利益者或权力群体必有相应的“条件反射”，刺激越大，反射越烈。说得具体一点：记者这份职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歌舞升平的记录，更在于矛盾冲突中对真相的掘进与舆论的引领。记者所受的伤与痛，恰恰是这个社会成长的代价。

　　作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