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与王蒙的这种观点相反，顾彬的“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论”声犹在耳。 一边是“唱衰党” ，一边是“唱盛党” ，当代文学到底是“垃圾”还是“黄金”？当代作家的软肋又在哪里？

　　去年年末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问题曾一度争论得非常热闹。有朋友建议我参与讨论，我却一直没有动笔。记得2008年在“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有《面向世界：中国当代文学还缺少什么》的发言。此发言谈写作自由的缺乏对当代作家与文学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对当代文学的看法。面对今天的讨论，这一话题似乎依然绕不过去。但这里我已不想老调重弹，只是想说点别的问题。

　　早在2008年，我便看到过一种说法：新时期文学30年超过了现代文学30年。去年以来，此种说法又进一步发展成“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简单地说，对于此种论断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一旦面对“最高级”形容词的判断句，我便会想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仿佛置身于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现场。当然，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把当代文学看得一无是处。也许，我们需要把相关的问题复杂化。

　　从严肃文学的层面看，新时期以来确实出现了许多不错的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类的教科书中都会提到，我这里没必要一一列举。但值得慎重考虑的是，这种“不错”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他(它)们是不是已超过了现代文学30年，进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浏览当代文学“唱盛党”的言辞，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他们大都是从现代汉语的使用、本土经验的表达等方面进入问题并形成判断的。这种思路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是“纯文学”观念的产物。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看重的是作品的“文学性”(我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所界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却大都忽略了作品的“思想性”。比如小说，当今一些作家的作品，其语言的纯熟、叙述的精致、结构的巧妙等等，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它们的思想内涵是否深刻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例言之，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一些论者捧得很高，我读过之后也觉得不错，但我只是承认它技术层面不错，而思想性离那种高度还有一定的距离。其他所谓代表“高度”的作家如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等，亦可作如是观。

　　究竟何种因素造成了当代文学技术高度不低、思想高度受限？这恐怕是一个专门的话题，但我依然想提供一点我意识到的原因。代表所谓的高度者大都是“50后”或“60后”作家，他们确实有着不俗的艺术感觉，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普遍存在着种种先天不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时，他们是在凭借灵气或才气写作，故能一鸣惊人。然而写作的持久战不仅需要灵气，还需要才胆学识。他们有才也曾经有胆，但学与识却差强人意。而当作家形成某种写作惯性，速度渐快，产量渐大，学与识的后劲跟不上，写作便呈疲相败相。我读一些作家的作品常常感慨：他们大干快上，多拉快跑，自然令人心生敬佩，但他们显然也缺少沉潜之心、提升之力。而长此以往，文学性便一天天好起来，思想性又一天天弱下去。这种状况确实也是“前所未有”的，却似乎很难称其为“高度”，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说法或许应该叫做“饱和度”甚至“疲软度”。

　　然而，这样的作家作品却被一些学者看作“高度”。既然是高度，总应该是比较之后的产物吧，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做过比较，也不知道比较的坐标是如何设定的。比如，我就不知道他们是否经常读一读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否了解世界文学的高度。如果对当今的世界文学不甚了了，对已经成为经典的西方文学也熟视无睹，因此形成的所谓高度恐怕就很难具有公信力。这就好比关起门来看甲A，觉得那就是高水平的赛事，但巴西人、欧洲人能同意吗？

　　当然，文学毕竟不是足球，我们关起门来也可以如数家珍。但比来比去，莫非真能比出个“新时期文学30年超过了现代文学30年”？我想，如果计划得出这一结论，那是需要许多事实举证的，而不是凭借直感信口开河。但遗憾的是，我却没有在那种比较中看到多少举证的材料。相反，我在梳理当代文学编年史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很不利于“唱盛党”的说法。施蛰存先生指出：“回顾整个文学发展历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如(上世纪)30年代。当代作家对文学的认识比较肤浅，用一点小聪明，只看到表面，看不到社会现实深处，中国文学发展得最好的还是30年代。”这番话说于1999年，比顾彬那些论述早好几年。我们当然可以像不相信顾彬那样不相信施蛰存，但依我之见，施蛰存先生作为过来人，恐怕比当今一些学者更懂得什么是文学的高度。

　　我想，如果想对当代文学做出更准确的价值判断，最好还是去除一些情感因素。否则，你把自己整得跟超女的粉丝一样，说出来的话也许就只有娱乐价值了。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