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大家完成转型之作 《大转折》后要深入家族史

　　邓贤 从代言知青到探究历史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邓贤以描写云南知青和抗战两类题材而著称，并因此多次获全国性大奖。不过他最近的新作《大转折》却完成了一次转型：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温国共对决的过程。而他接下来的新作更将回到自己的家族史：祖父是民族企业家，父亲是华罗庚的弟子，家里还能和蒋纬国攀上亲戚。为什么要从国族历史转向家族传奇，邓贤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

　　少年

　　因家族而梦碎

　　邓贤是“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学生。他获得了两届成都市中学生团体冠军，并进了省乒乓球集训队。集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军代表找邓贤谈话，开始就背了一串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邓贤当时脑子一蒙，他知道这些语录是有针对性的。军代表说，现在正式通知你，经过审查，你的家庭出身需要你重新回去改造，你这样的人不批准进乒乓球队。

　　邓贤的祖父张松樵(又名邓旋宗)是民国时期武汉著名的纺织工业家，他从7岁进城讨饭，通过自己的奋斗建了七个纺织厂。邓贤的父亲参加过抗战，当过中国驻印军的战士。邓贤外祖父那边更了不得，叔叔石凤翔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国纺织工业教育的先行者，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则嫁给了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文革”伊始，邓贤家里自然也被抄家，不过尽管家庭此前已经多遭变故，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邓贤来说仍然是晴天霹雳。多年后，兵乓球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曾和瓦尔德内尔过过招，韩国乒乓球名将安宰亨等人来到邓贤所在的俱乐部打球的时候，年轻很多岁的安宰亨开始连皮鞋都没脱，结果第一局就被邓贤稀里哗啦打得败下阵来。

　　心灰意冷之际，邓贤放弃了留在工厂做工人的机会，报名“上山下乡”。1971年7月7日，邓贤与其他1200多名知青一起，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列车。邓贤在这里进入的具体编制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5连。而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小波则在同一个团的3营2连，和他隔了一条河。后来邓贤当司务长，王小波在后勤，邓贤去打米时遇见过他。“王小波外号叫野牛，瘦瘦的，其实一点也不野。”

　　1975年的一天，邓贤在工地上读报纸，得知当年和他一起在四川兵乓球集训队受训的女队员，著名学者杨明照的女儿杨莹，代表中国第一次复出参加世锦赛，和朝鲜的朴英玉一起获得了女子双打世界冠军。“我当时差不多立刻晕死过去。因为不是我不努力，也不是我不优秀，而是先天注定了我是一个背负原罪的奴隶娃子或者贱民，你再努力也没有用。”

　　《大国之魂》

　　父亲身上的民族精神

　　邓贤没有想到，命运的转机会在1977年到来。那年他从广播里听到了高考恢复的消息，却将信将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直接从工地去了考场。没想到高考作文居然获得了满分，并被《云南日报》发表———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后来他发表了《列车，滑向深谷》、《疯狂的枪声》等10部中篇小说和纪实作品《昆明虎案》，算是登上文坛的热身之作。他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则是因为《大国之魂》。

　　1987年，邓贤将要调到四川，他准备创作一本写知青的书。在云南省作协那边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带上200块钱路费。结果在松山大垭口遇到塌方，被堵在了那里。在帮路边的一个老石工打石头的时候，这位老人告诉邓贤，这里曾是中国远征军和日本人作战的战场，曾有十几万中日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中国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这座山满山战壕，坦克壕、烧坍的地堡，松树上还有弹痕。在不远的路边的树林里，老石工带他找到了一座坍塌的石碑，残破不堪，上面还有很厚的灰尘，只有中间几个大字依然很清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松山阵亡战士纪念碑”。

　　邓贤突然就想到了远征军，他的父亲可能在这里打过仗。尽管他不太知道父亲的经历，但是，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曾经影响了他那么多年。回想十几岁的父亲曾经与日本人打得血流成河，邓贤心中非常震撼。

　　两个小时后，道路疏通了，但是邓贤没有走。大垭口有一家小店，下面是鸡毛店，上面有两间房子，木板的，他住了下来。当地人告诉他，曾有一段时间，下雨时山上流下来的水全是血水和尸体泡烂后发臭了的尸水，抓一把土全是炮弹皮。在山坡下的一户贫穷人家里，日本兵的子弹壳一个卖5分钱，一个没有爆炸的炮弹5块钱。

　　邓贤产生了极大的敬畏感和重新探索历史的冲动，他背着书包，在怒江两岸的松山、腾冲和高黎贡山脉走了两个月，搜集了大量资料。回到成都后，他请求父亲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告诉他。并且一一采访了父亲在成都的六七十个健在的战友。由家庭的历史一下子跳跃到民族的精神，《大国之魂》就此完成。

　　《中国知青梦》

　　为一代人的尊严代言

　　如果说，《大国之魂》首次让邓贤从地域性作家走向了全国乃至海内外，那么，《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天堂之门》等著作则奠定了邓贤“知青作家”的地位。

　　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开始为返城而抗争的时候，邓贤正在读大学。他目睹了全过程，也参与了全过程——除了最后的抗争以外。邓贤理所当然地站在了自己同龄人一边。当时，整个大返城的事件轰轰烈烈，邓贤从头到尾都经历了。

　　那一段时间，邓贤在学校成为了搬运工，专门给过往的同学帮忙，蹬三轮车去车站接人，然后就蹬到火车北站。办完行李托运后，把他们送上车。知青回家那种大溃败的场面，邓贤看着非常心酸。但真正哭的时候还在后面，知青回城以后是另外一种生活，二十七八岁的他们一切又从零开始，要技术没技术，要文化没文化，要工作还没工作。这些，全部成了邓贤的写作动力。

　　1991年，一个知青老板出资，邓贤回了云南，走了三千公里，在28个农场搜集资料。这些档案记录了一代人经受的炼狱之苦，邓贤觉得自己应该把它反映出来。当时最让他感到锥心刺骨的，就是《中国知青梦》中写到的十个女知青被烧死的故事：十个平均年龄还不到17岁的女知青，下乡后的前五天都是学习，第六天开始劳动，干的是打土砖的重体力活。由于非常累，晚上睡得很死。连队一个来自上海的男知青班长，晚上偷偷地看一本黄色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结果煤油灯打翻，一下子蚊帐着火，竹子，油毛毡都是易燃品，把女生的宿舍也引燃了。男生跑出来之后才发现还有这个班的女生没出来，最后找到十个女生的遗体，她们紧紧抱在一起，最长的一个人烧得只剩下一米。邓贤去了十个女生的坟前，坟下长出一棵樱桃树，邓贤想，那肯定是女知青的灵魂。他给她们磕头，鞠躬。后来，邓贤在鲁迅文学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当场嚎啕大哭。

　　自己的痛苦，其他知青的痛苦，考验着邓贤的神经。在《中国知青梦》里，他追问什么是最宝贵的。为什么这一代人会发出那么强烈的怒吼，不回城毋宁死。“回城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恢复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邓贤说。

　　1992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在《当代》第5期刊出，这部作品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首次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内幕和全过程，以及边疆兵团战士的血泪档案：百人卧轨，千人绝食，万人下跪等内容。很快，这部作品就轰动文坛。

　　探险史

　　孤身卧底金三角

　　1998年夏，邓贤到泰国参加一个笔会，得知金三角部分开放，他回忆起自己当年待的地方就跟金三角一沟之隔，曾经见过太多的边民背鸦片过来，然后被兵团战士抓住。他“忽然发现一个世界性重大题材原来我伸手可及。”

　　邓贤之后一直留心做调查，希望找能够帮助他进金三角的人。最终他找到了一位丰先生。丰先生告诉邓贤，自己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金三角人，国民党残军第三代，从小当兵打仗，给大毒枭坤沙当过副官。他父亲为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现为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丰先生告诉邓贤，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来，在广大金三角山区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后来，丰先生亲自派车送邓贤回宾馆，并表示愿对他今后采访提供必要帮助。

　　有一次，邓贤因为贪心不足想去抢拍枪战后战场上的尸体，被人误会，抓住捆得像个粽子。还有一次，他发现有人在密林里跟踪自己，他设计了抢劫、杀人灭口等多种可能性，并且拿起了树杈准备搏斗，可是当他转身面对来人的时候，他脑子嗡的一响，连棍子也落在了地上。邓贤看见，那人手中有把枪，这位平时自认为意志坚强，下过乡、吃过苦、上过学、扛过枪的作家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幸运的是，后来这个人成为了他的朋友。

　　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多为李弥前第八军的老部下，他们不少是因为邓贤曾在《大国之魂》中专章描写过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而接受了他的采访。加上邓贤是在云南7年的知青，写了《中国知青梦》。而当年不少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都曾在当地学校教书，被现在金三角华人的后代视若恩师，有时候，他们的名字就成了邓贤的敲门砖。他采访到了金三角总指挥雷雨田将军，参加了第三军军长李文焕的葬礼，并接触到一些大毒枭。

　　有一天，邓贤去看金三角汉人的坟场。金三角孤儿寡母多，残废男人多，公墓乱坟多。他在那些坟茔间徘徊，直到落日时分。突然，邓贤发现，数以千百计的坟墓，一律整齐地面向北方，而北方是中国的方向！后来，邓贤陆续考察上至汉人领袖、下至各处汉人难民村墓地，发现它们居然全部惊人地相似，无一例外。这些流浪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生前都做过什么，当兵打仗、离乡背井、走私贩毒、龙蛇争霸，他们死后都亲热地挤在一起，背向金三角，背向异域和陌生的印度洋，他们永远面向北方，那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和故乡！那一刻，邓贤流泪了，他想起了日本电影《望乡》。

　　这一切，成就了2000年的一本大畅销书，邓贤的《流浪金三角》。

　　大转身

　　一个家庭的百年

　　在邓贤的写作生涯中，新书《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也是一次转折——在抗战和知情题材外，他开始进入历史类题材的纪实文学写作。

　　4年前，某剧组找到邓贤，希望拍一部解放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邓贤也想借此机会在写作上做更多尝试。他应承了下来。至今，邓贤也没有拿到电视剧本的报酬，电视片也未播出。而邓贤的《大转折》在经过近10次修改，删掉75处内容后，终于通过审批率先出版了。

　　为了写作本书，邓贤陆续查阅了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数千万字的资料，走访美国、日本和国内十余省市，调查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和亲历者，去年，邓贤到美国讲学，他抽了9天时间在胡佛研究院办了一张阅读证，为的就是去看里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按规定，这本日记不能影印和拍照，只能抄录。然后，他在青城山闭门四年，写成了这部读解中国大历史的书。他紧紧抓住胡宗南攻占延安开始后的700天里国共对决的三个转折点——胡宗南攻占延安；孟良崮之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此来揭示国共形势逆转的原因。他试图深刻描写毛泽东的夫妻关系，但这些内容都未能出现在最后出版的书中。

　　而邓贤接下来将投身自己的家族史写作，他对自己的爷爷七八岁进城要饭，创建一个纺织王国的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他父亲是华罗庚的学生，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和教授，早年以富商之子的身份报名加入远征军进入印度与日本人作战，他一生都在运动中间度过。“那个火本来可以燃得很大，但是就不给它氧气，它就闷着，冒了一辈子的烟。”邓贤说，“我的经历也非常丰富，也很典型，我们三代人是一百年，这也是中国的一百年。”

　　记者 张弘

　　邓贤 纪实文学作家，1953年生，曾在云南边疆当知青七年。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流浪金三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