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对任何影片预设任何框架。”蒂姆·伯顿把这个固定句式重复到第四还是第五遍时，我开始同情这位评委会主席了。在一个小时的评委见面会上，金钱、政治和女人主宰了所有提问，唯独电影成了附丽。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感受电影而不是评判电影，我不想用类型或者题材之类先入为主的概念去定义我将要观看的影片。此刻，我让自己回到孩子的状态，一个出游的孩子，带着好奇，期待在旅途中会发生的惊喜和收获。”开宗明义，伯顿的这段开场白说得透彻坦诚，可惜提问诸君的思维不幸和他错开了节拍，只委屈了他的一脸诚意。

　　许多年前，擅拍女人戏和情感戏的马克斯·奥菲斯说：“当我决定拍一部电影时，我首先要回答自己，为什么非电影不可？如果是绘画、摄影、文字、舞台可以做到的，我又何必拍成电影呢？”他说这话时一定不能想象，几十年后，电影从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形式，成为政治的容器，成为两性角力的筹码。

　　赚不到钱就能成“艺术”代言？

　　道格·里曼一部《公平游戏》，只因他以往票房成绩太好口碑太差而成今年的话题，总不外是“商业，还是不商业”这个电影的存在之难题。有人用特别忧患的口气问伯顿：“你怎样看待商业导演入围戛纳竞赛单元？在商业电影和作者电影之间你会有倾斜么？”伯顿只好把才说过的话重申一遍：“电影就是电影，无论商业片或艺术片，奇幻片或动作片，我放任自己去感受电影，不是根据它的类型评判它。”

　　坦白说，这问题挺让人哭笑不得的，因为就在当天的《银幕》上，主打文章是“赢戛纳者赢市场”，虽不是明确表态，却等于默认了把艺术和商业对立起来是一场荒唐。不扯远，就说道格·里曼，我们最好搞清一个简单的逻辑：他从前的电影(比如《时空跳跃者》)不是因为商业了赚钱了才会在艺术上表现拙劣。反命题同样成立：电影不是赚不到钱就能成为“艺术”的代言。翻翻旧账，戛纳十几二十几年地标榜艺术，圈养一众门徒食客，这条路越走越窄，只得给自己找个还算体面的台阶：“我们追求的是能被大众接受的作者电影。”这句箴言从雅可布传到费雷莫，暧昧的戛纳走向它暧昧的未来，至于纯艺术，成了一个很冷的笑话。

　　电影已成两性角力的筹码？

　　女人，是又一个让伯顿和众评委一声叹息的话题。“为什么今年没有女性导演入围？”“为什么女性导演这么少？”“凯特·贝金塞和乔凡娜·梅索兹欧诺两位女性评委在评审团里能发出她们的声音么？”可怜的伯顿支吾半晌：“在片厂制度下确实女性导演不多……”嗳，这要他怎么说，这样宏大的命题，扯开了能支援一卡车的博士论文，从电影史话到女权主义。“我们在看待不同作品时，总是先看到个体差异，之后再注意到导演的性别问题，总不见得先强调性别不同，再由此寻找差异吧？”如果印度导演谢加·凯普尔(曾执导《伊丽莎白一世》)这话还不能服人，意大利女演员乔凡娜(曾主演文德斯《帕勒莫枪击案》)的几句话至少可以让男人们闭嘴：“我和我的男性同行们同样地工作。如果用‘男人’和‘女人’这种词形容我与别人的区别，只会让我觉得荒唐！”

　　政治与戛纳难免狭路相逢？

　　最后，是政治这个火辣辣的名词。政治和戛纳，是不能幸免的一场狭路相逢。3月，伊朗导演加法尔·帕纳伊在国内被捕，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当即声援；4月，本届电影节召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时，帕纳伊尚且不在评委名单上；5月，最后一刻，法国人把伊朗人请来戛纳。自由，是一个很美好的名词，但此刻，它是信念，还是话题，就各由心证了。

　　当同是评委的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瑞斯被要求讲述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电影往事时，当有心的记者提醒伯顿其同胞和前任西恩·潘当年的政治立场何其坚定时，艾瑞斯或伯顿和帕纳伊一样，都是被迫表态的，这成了一场由电影节、记者和影人共同完成的真人秀。“我不会带着任何预设的观念包括政治观点看待一部电影。”这是伯顿最后一次的重复，同义反复的话说了太多遍，几乎语无伦次，他既不能让记者信服那番“感受电影”论，也不知他自己还能坚信么？

　　在见面会伊始，凯普尔接着伯顿那番话说：“对电影最终极的欣赏是感受，时局在变，时代在变，故事在变，而决定电影在我们心中地位的，是它曾带起的我们的情感。”

　　一个导演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事，是观众的心情和当日他站在摄影机后的心情刚好重合。特吕弗说，这是奢望啊，真的是吧。也许最好的电影观众，是那些从来不看报纸影评版，会随便跑进一家影院，会在看电影的时候把下巴搁在前排座椅上的孩子们。

　　蒂姆·伯顿说，他想做这样的孩子。但是，包围着他的人们太老了，怎么办？

　　本报特派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