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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为一种书写(印刷)的文化保存形式为人类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别林斯基曾说，文学是一个民族感性的本能的世界观，文学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理解、情操、宗教、语言等，还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此所谓“文以载道”，而作为“道”的文学因其强大包容性为其它文艺形式提供了众多的表现可能性。另外，文学依托的是人类时时刻刻无法停用的文字和语言，这使得文学的根基扎的非常深而且牢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人，就有文学的存在。而且从生产与传承的角度来看，文学还有着极大的优势，其运作成本极低(最低限制即是笔和纸)、操作自由度极高(随时随地可以展开)、保存时间极长(容易复制保留)等优势极深远地影响着人类处理世界观问题和思想领域问题的能力。电影电视是我们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的东西，尤其在现代社会中，这是无可避免的。电影电视合称影视，两者都是综合性艺术，从作品形态、艺术创造的技法等方面讲没有本质区别，而只是在传播渠道、受众接收方式上略有不同。谈起影视艺术与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或把两者进行比较，须找它们的交叉点。尽管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特性和本体几乎完全不同，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影视打从建立自己的艺术地位起，便是以讲述故事的形式(文学性的一种表现)出现的，而讲故事从来都是文学的拿手好戏。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影视艺术在讲故事方面对文学的借鉴，或依赖。

　　从电影史来看，世界影史的发展贯穿了电影文学性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电影成为第七艺术的关键就在于文学性的加盟。在文学因素被应用到影像作品中之前，诸如卢米埃尔兄弟的作品仍然不能算作真正的电影艺术，只能算作影像对生活片段的自然式记录，直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出现，电影才逐步重视用镜头来讲故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片剧本是改编自托马斯的小说《同族人》，自此，文学性在电影向艺术的关键转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才被人们渐渐重视起来。我国电影自觉追求文学性的开端当推洪深写于1923年《申屠氏》，该剧本取材自笔记小说。上世纪20年代中国影坛开始盛行侦探片、言情片和武侠片，大都取材于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如《侠凤奇缘》《火烧红莲寺》等等，当时取得了较高的商业回报。1933年，夏衍将茅盾的《春蚕》改编成同名电影，推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作品。这算是我国电影史上大量改编文学作品的第一次尝试。建国后，又掀起了这种改编文学作品的风潮，如《小花》《天云山传奇》《青春祭》《骆驼祥子》《雷雨》《林家铺子》《青春之歌》《黄土地》《红高粱》等大量的佳作。之后我们可以欣赏到的电影，几乎80%改编自文学作品，其中又以小说为主。我国的电视剧发展尽管比电影要晚很多，但对文学的依赖程度一点也不低，太多经典的电视剧改编自小说，早期有《四世同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近期有《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纵观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是原小说已经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轰动(大部分小说早已成为经典名著)之后才被电影、电视看中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就着文学的发展走势来管窥影视的趋向。随着影视近二十年的发展更加印证了一点：尽管为了尊重影视艺术的艺术独立性可以丢掉文明戏、戏剧、文学这“三根拐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丢弃文学性这根“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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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对影视艺术的影响是通过“文学性”这一中介的。只有透过文学性，所有文学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方能在影视艺术中发挥最大效用。文学性在影视作品中的状态应当如盐入水，无迹可寻却其味可感。有意义的提问不应当是文学可以给予影视艺术什么，而是影视艺术想经由文学性得到什么。改编文学作品仅仅是表面可见的一层，它为影视作品提供了相当宽泛的文化资源，正如导演C·格拉西莫夫所言，文学是一切艺术中间具有最大容量和最高智慧的艺术。正是这些主要方面使得文学在一切精神财富中间、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意义而言，都具有不可动摇的位置。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得益于对文学原著的再开掘，影视艺术重新诠释文学语言中表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观众重新获得开始体悟生命，回味生活，因此影视艺术的“效用”经由文学性重新传递给世人。因此，当我们思考何为影视艺术之“用”的时候，我们又转向了文学。要言之，文学的“器之用”启示我们强化影视艺术的艺术性追求，文学的“道之用”启示我们强化影视艺术的形而上追求。

　　文学的“器之用”，主要指不同文体各自独有的艺术魅力在影视艺术中的活化、重现。爱森斯坦在《电影形式》中直言：“让狄更斯以及上溯到古希腊与莎士比亚的所有先辈大师们再次提醒这些狂妄之徒……我们的电影，其独特性都不是从自己身上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有着它过去的深厚的文化渊源。”很难设想，文学剧本、主题的阐发、典型人物的塑造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故事情节的设计、情感的迸发等等表现手段，会在影视拍摄过程中自行产生。影视艺术从诗歌中接过来含蓄生动的比喻；从散文中沿袭了清新的神韵；从戏剧中挪用矛盾冲突、人物关系的设置；从小说中学到了如何抓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人物情感世界的丰富多彩。当然，影视艺术有其自身的特有的创造规律，文学性必须符合影视自身的创造规律，这也是“器从于道”的另一层表现。影视的艺术创造规律可以从三个层面探究：一是直接意指，目的是建立叙事层面；二是含蓄意指，目的是建立意识形态层面；三是韵味意指，目的是建立审美层面。优秀的影视作品必然是三方面皆具备的，尤其是含蓄意指和韵味意指一定是辩证共存的，因为作为文艺作品，没有了审美的把握，意识形态就会走极端，要么极端政治，要么曲解政治。

　　文学的“道之用”启示我们强化影视艺术的形而上追求，其含义有三层。首先文学性是影视艺术的介入意识。“以道御器”，即以文学性驾驭影视创作，在作品中透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或历史理性。文学性直接要求作品在讲故事的背后体现一种社会价值取向、道德审判、生命追求等思想层面的内涵，此为人文关怀；而历史理性要求作品在涉及历史题材、经典改编等表现时，应当秉承对历史尽最大程度的真实还原，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虚构。无论是人文关怀还是历史理性，都算是影视艺术独具当代性的介入意识，这也可以算作是“文道经世之用”。其次，在影视艺术创作者这一方，文学向影视艺术的转换更得注重自身的视角与态度。作为有独立意志的影视艺术家应忠于自己的人格良知和审美理想，忠于自己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思考，忠于自己的独特艺术个性和艺术气质。这三个“忠于”是最终把握艺术创造之道，影视创作之道的最大前提。即使是改编，更应当寻找再创作者与原著在审美理想、审美个性、审美优势、审美风格上的契合点，加以交融整合，从而将原著作为素材重塑为影视艺术之山。第三，文学向影视艺术的转化之道，即改编之道。同样的故事，不同的表述形态，文学讲故事与影视讲故事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然而自文学作品中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又几乎是影视创作最大的来源。尽管艺术创作之道相同，但毕竟器大不同，影视对原文学作品重新阐释的原则在哪儿？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改编后拍摄的影片《布拉格之春》，将原著本义大幅度改变，使得原小说的文学叙事主旨消失殆尽，但是影片却结合了电影艺术的优势，视觉造型优势，突出了宗教意象，从这个层面考虑又超过了原著的文学创意。因此，这阐释之道就在于改编者当忠于影视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如镜头中心结构、运动变换的视角、突出的视听造型功能等优势，将文学的语言美、含蓄美须转化为镜头画面美。按照影视艺术特有的审美思维规律重组原文学意象，将原著中可视的加重视觉效果；情节更为跌宕起伏；将隐蔽的心理冲突变为简约的银幕画面，变成直接可视的繁密的屏幕画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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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流”的影视艺术继承了文学之“源”，经由文学性发挥影视之“器”的所有“用”，直至上升为“道”的境地。我们认为影视艺术至上之道，应当最终归为这个结构式：世俗生活——现世人性——生存感觉。也即：对现世之人的世俗生活抉择吸取、提炼加工；重新发现人性；最终让人有意识地体验各自之生存感觉。这生存感觉，是人性的最终体现也是最高体现；是人审美地生存。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说：“关于阿喀琉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现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预言式的抽象品。”“高贵人格的多方面性”表达的正是“生存感觉”和“审美地生存”的意思。

　　当前，世俗生活的人过于忙碌，逐渐地远离了人性之本，形成了所谓的“人性的简化”，主要表现在反智化倾向、快餐式生活方式、本能欲望的无禁忌呈现，个体内心需求赤裸裸地表白。这使得文艺作品逐渐沦为娱乐产品，只求满足人们一时乐呵，奉迎市场化情境下的利益欲望和享乐化生命。这无疑是对人性的践踏，也是影视艺术毫无尊严的 “自杀”行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时地对文学与影视艺术提出重新塑造人性、呼唤“生存感觉”的要求。而今日，凭借其自身“不可思议”到极低的接受门槛和极广泛的接受面的影视艺术正逐步地代替文学作品承担起拯救人性、呼唤 “生存感觉”的作用。文学书写生存方式，影视艺术业已介入这种书写行为，那么，继承了文学之“道”的影视艺术当如何使人性复归呢？第一，人性内容应当是影视艺术作品的重中之重。佳作的永久魅力在于它表现出普遍的人性、人性是衡量文学有无永久魅力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同样适用于影视艺术，如叙事本身内蕴着道义、情境格调高雅、情感真挚动人。人性标准贯彻始终，与具体的表达内容合而为一，深刻地、概括地表现着人性，反映其普遍性与复杂性。影视艺术同文学一样，定能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第二，文学创作中人性体验是其艺术思维的主要动力之一，影视艺术也应当吸取这一点。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有一致的特点，即给人性提供尽可能完满的表现。影视作品亦可以胜任，对于人性之完满地表现，无非是人的善与恶的斗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思索；动物性的肤浅满足与社会性地深层满足；人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抉择等等。作品中人性的维度不外乎这几种，创作者只要立足点正确，体验生活却不沉溺于生活，反思痛苦、吸取教训，在作品中始终保持一颗真诚的心，最终一定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最后，影视艺术应当摹仿经典文学作品中人性关怀的价值取向。在作品中具体表现的内涵应当是消除异化了的感性，例如对肉体的官能刺激，提升到对人自身之力、健、美的礼赞和崇拜，以期恢复健康、美好的人性，此称为一种终极关怀。影视艺术最擅长的正是感性的呈现，直观地表达，但是如果流于表面的热闹，止步于“美的”、“炫的”、“奇的”影像，追求耸人听闻的画面和故事，则是背叛了艺术的纯洁本性，反而加速人性的堕落。

　　周月亮　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