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成为第十一个国家规划振兴产业时，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文化产业列入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支撑，文化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春天。

　　然而，宏观战略层面的明确，与微观实践中的迷惘，正成为当下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瓶颈。

　　任何一个产业，都有风险。但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令其风险更高。它的发展如果走了弯路，损失的绝不仅是纯经济的，更可能是一些长期的、不可逆的影响——比如，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从今日起，文化版将推出栏目——“寻找文化产业样本”。我们将在权威部门与专业研究机构的共同参与下，从各地正在进行的一些文化产业项目中，遴选一批典型案例，通过解剖报道、点评分析的方式，提供一些可启发、可借鉴、可操作的思路。

　　明天正值中国文化遗产日。在此，我们解剖这个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案例——成都探索，也开启样本寻找之路。

　　6月12日，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

　　5年前，当中国政府决定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时，文化遗产标志选定了于2001年在成都考古发掘的金沙太阳神鸟；两年前，在第三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成都文化遗产保护与再造的重大项目之一“宽窄巷子”重新开放——那时，正是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

　　现在，成都人又以另一种方式，向文化遗产日致敬。

　　锦里、宽窄巷子、金沙遗址以及中国诗歌文化中心……一批依托历史文化遗存而生的新历史文化景观，纷纷在成都出现。与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传统景观不同，它们不再是仅供观赏的文物古迹。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在成都，正变成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生活风情的再建、再造与传承，渗入城市肌体，成为提升城市形象、凝聚城市文化气质、增加城市认同感的一股重要力量。

　　“宽窄”之间新天地

　　文化力量原来可以这么大

　　几年前，当武侯祠博物馆宣布要将一墙之隔的那条宽2米、长不过150米的锦里小巷打造成仿古商业街时，有人不屑，有人质疑：有铺面没人气的仿古街见多了，这150米的蜿蜒小巷，能折腾出什么天地？

　　6年过去，质疑变成惊讶。

　　旅游界人士发现：锦里不仅安然度过“尝鲜”期，超高人气旺到今日；

　　开发商们艳羡：锦里一期工程，投入仅1400多万元，现在年租金高达400多万元；

　　始终警惕的文博同行，心中石头落了地：民俗街并未让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侯祠染上“铜臭味”，相反，三国文化的力量，已成为现代生活中摸得着、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生命。

　　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谢辉满意这个局面。全国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祠堂有十多座，但谢辉有信心：锦里成功的产业再造，让他们可以投入千万元资金，完成武侯祠的修缮，并欲将武侯祠景区打造成三国的文化知识传播中心，建立全国性三国文化研究基地。

　　像锦里这样植入文化空间的做法，不过是成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再造中的一类。在成都，还出现了其他三种代表性做法，以宽窄巷子、水井坊为代表的历史街区更新模式；以金沙遗址博物馆为代表的历史遗存激活模式；以天府古镇为代表的文化古镇复兴模式。

　　诸多模式的出现，源于最近几年成都市委、市政府确立的一个新思路：要把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看作是在体验城市活的灵魂，是公众进入城市文化深处的活生生的渠道。

　　新思路带来了新变化：近两年，成都旅游拉动GDP经济总量的21%中，一半以上来自这些新的“成都景观”。

　　不只经济价值。

　　已经成为“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被视作“最成都”城市精神和生活样态的历史文化街区宽窄巷子，本是一个年久失修、几乎被人遗忘的“城市孤本”。在政府投资5亿元保护性改造后，现在，已变身为成都的“城市标记”。

　　“宽窄巷子大格局”——这是很多走进宽窄巷子的人们发出的感叹。又何尝不是指历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力量，可能呈现的空间呢？

　　让历史在今天“重生”

　　寻找“三态”的协调转化

　　坐在宽巷子里的四合院，一杯茶凉了，倒了又沏。成都文旅集团的董事长尹建华一下午都没时间落座饮完。在刻意营造的老成都“慢生活”方式的宽窄巷子，他的生活节奏偏偏快得停不住脚。

　　身为宽窄巷子开发、运营、管理的业主方——尹建华除了正常的工作忙碌，一年多来，还承担了一项“任务”：与接踵而至的外地考察团、取经者，分享他们在宽窄巷子这一案例中的体会。

　　今天的人们，对历史遗存的态度，至少在一点上看法一致：文物保护，既要高度重视，又要适度开发。不过，实践中却千差万别。整体看，破坏性开发的例子不少，平庸性开发的更多。文物遭遇商业的温情脉脉，保护与开发的“适度”如何把握，困扰许多地方。

　　当初，宽窄巷子实施整体性改造时也有很多担心，会不会只是戴着顶历史瓜皮帽的现代商业项目？抑或只是为了装点政府政绩的一项“文化形象工程”？

　　尹建华分享体会时，开场白通常这样：对待历史街区，过去，要么推倒重来，大拆大建；要么维持原样，简单修补，被动保护。而我们持的是第三种态度：保留历史街区的风韵和骨骼，继承性地创造新的文化与场所精神，将城市记忆、文化片段、生活场景、商业空间有机融合。“一句话，完整实现三态合一。”

　　他所说的“三态”，正是时下成都文物与文化旅游界里的热门词，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理念。

　　三态，即文态，形态和业态。文态，指的是文化遗产的文脉精神；形态，是指文化遗产的建筑、器物等实物体现景观；业态，则是指根据现代消费需求创造性布局、开拓消费业态。

　　“关键是完整考虑”，尹建华说，要掌握三态间的协调转化，让文态、形态承载文化遗产的精神灵魂和整体景观显现，让业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遗产情韵植入现代生活的消费内容。

　　这个观点，在具体项目执行中，更为形象。

　　“要会加减法”——这是谢辉的体会。减法是：把武侯祠里原来的旅游用品商店挪移出去，确保纯正的历史文化味儿；加法则是：在锦里及其他空间区域，以“三国”为根，添加元素，三国文化+四川民俗+非遗展示+……

　　“要找到这座历史遗址与今天这座城市、市民和未来之间的纽带”——这是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的经验。“太阳神鸟”成为文化使者，衔着金沙遗址的古文明，通过音乐剧、蜀绣、诗歌创作、城市礼品，打开成都人的心灵密码。

　　“要从骨头里长肉”——这是四川21世纪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李作民的感受。他说，文物遗产的保护与再造，最怕用力过猛。再造，得在历史文化景观的骨头里“长”出来，而不是强加上去。

　　在锦里，文态就是三国市井风情，形态就是那条蜿蜒的仿古街道，业态则是以成都风情小吃为主的餐饮系列；在宽窄巷子，文脉精神是成都传统院落的慢生活，形态是市井院落，业态是茶餐为主的风情式餐饮。

　　三态合一的过程，不仅使成都的文物遗产在保护与产业再造中，最大限度避免同质化竞争，也令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进一步被认同、提升、传承。

　　打造通向未来的密钥

　　机制为文化再造护航

　　在成都，有两个词常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一个是“掌控”，一个是“专业”。

　　“文化遗产具有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性质，政府一定要主导。否则，往往最后会很没文化，甚至是伪文化、反文化。”

　　“文化遗产的产业再造，成败在‘度’。把握‘度’，要有战略判断和专业运作。”

　　“文化人不应只是文化进入经济战场里的评论员、看客，而要参与进去，成为主角、实践者。”

　　不是没有教训。即使是宽窄巷子。上世纪80年代，成都就曾考虑过整体改造，当时，由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导，方案呈上，市领导摇头：虽然诱人，但更像是个地产商业项目，历史风韵在小巷深处飘散，于是断然否定。

　　“重新认识文化的功能，不要只看到文化产业化后的‘高回报’，而忽略它的‘高风险’。文化项目如果失误，不仅意味着经济受损，而且可能使一些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别的项目都能‘跌倒重来’，唯独文化遗产的破坏，不可救药。”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华章这样回答。

　　随着市委、市政府明确未来3年将把成都建成“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鼎立之城”，对机制的呼唤显得尤为迫切。

　　“文化正从‘搭台’进入‘唱戏’时代，进入了经济、社会运行体系中，已经绝非‘一剂膏药’。但当文化产业‘登堂入室’，似乎不差钱时，尤其需要保持理性，提高文化产业项目的成功率。”何华章直言。

　　“要创新性保护，专业化保护与开发，让文化遗产恰如其分地进入现代城市文化空间。”

　　成功率如何提高？如何“恰如其分”地进入？成都人探索出一种工作机制：策划先行，规划跟进，专业执行。

　　“金沙文化品牌”正是“策划”的产物。按传统做法，一处遗址，政府大手笔投入，建成一个最大、最先进的博物馆，已是对历史遗产的高度重视。然而，成都战略没有停留在此。最终，借助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一系列关于“金沙文化品牌”的宣传，迅速为这一考古遗址注入深刻的城市文化符号，让遗址文化的力量影响到城市的经济、文化乃至生活。

　　而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的出现，既是这个“机制”里的一项产物，也是守护“机制”的一道环节。

　　即使放在全国，也称得上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专门从事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这个大型国企，被赋予的使命简单而清晰：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产品开发与销售。首场硬仗就是宽窄巷子，一战成名。

　　成都文旅接手宽窄巷子项目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由梳理、调查成都全域的文态脉络和业态布局；邀请历史、民俗、艺术等各方面专家，梳理建筑文物的不同保护类型；还请来专业公司对项目的“三态”布局周密策划。

　　谁来执行，至为关键。“必须有一群对文化有敬畏感的市场人士，让所有市场运作环节都自始至终保有这种文化的尊严感。”同时还兼着成都市文化产业协会会长之职的尹建华，很强调这点。

　　而在王毅、李作民看来，专业，更应体现在拥有决策力的市领导一级。

　　他们对市委、市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再造的态度，相当欣赏——“最不放手”，又“最敢放手”。

　　当年，金沙遗址博物馆筹建时，由时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何华章亲自主持召开的相关专题会就不下50次，“非常慎重，是站在全市整体规划来细细考虑。”王毅说。而一旦大体确定，交由精心挑选的团队具体操作时，市里又规定：具体设计方案成品出来前，各部门官员不要提修改意见，何华章本人就带头不去现场，理由是：“文化项目创意设计见仁见智，特别是在半成品时。不要因为某些领导的过早发表意见而扼杀了一个好设计。”这让做具体建筑装饰的李作民“非常顺心”。

　　“每一个传统文化景观渴望‘再造’的冲动，都很大。对历史文化充满敬畏的人，每个地方也都不缺。但难得的，是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的工作机制，遵循文化产业的自身规律。而成都做到了。”在全国各地承接过无数文博项目、考古专业毕业的陕西人李作民，因为这个，爱上成都。

　　本报记者　吴焰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