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体器官捐献试点近3年捐献105例

　　试点近3年，捐献105例

　　器官捐献路漫漫

　　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何炯的电脑里，有一份不断更新的“器官捐献者名单”。

　　从2010年8月开始整理，到今年7月底，这份名单上面的人数已经定格在105例。

　　可包括何炯在内，几乎所有器官捐献工作人员并没有感到轻松，“一切还只是开始，困难还在后头。”

　　等待中绝望

　　何炯的担心，可以从省红十字会提供的一串数据上得到验证。

　　自2010年8月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我省累计实现捐献105例，共帮助280多名器官功能衰竭患者重获新生。截至7月初，全国共实现900多例捐献，所捐器官共救治2500多名患者。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每年有3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亟需器官移植，却只有1万人能够得到供体，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仅为1比30，其余96%的患者只能在等待中逐渐绝望。

　　对于这样的数据，住在浙医一院的肝病患者周军(化名)有更直接的体会。“我现在睡的这张病床，之前是一位老大爷的，因为苦等不到肝脏捐献，人没了。”在病房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希望与绝望。

　　巨大的供需落差，让人不得不对制约器官移植的诸多问题进行思考。其实，制约器官捐献，已不再是技术上的难题，而是由器官移植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法律问题：比如知情同意该如何进行？死亡标准如何确立？对于贫困捐赠者家庭又该如何照顾？

　　无奈的流捐

　　“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指出，试点以来，全省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已有1600多人，往往最后因为家属观念上无法接受，认为器官捐献使遗体的部分缺失，使得流捐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协调员何炯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嘉兴籍患者，因车祸导致特重型颅脑外伤入院抢救，经过专家评估已经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患者的配偶、成年的儿子和兄弟也都同意捐献，后来因为年迈母亲的反对而终止。

　　“有时候，甚至是旁系亲属的意见，都会左右直系亲属的决定。”协调员曹燕芳说，有位18岁重庆籍少年，因从高处坠落导致特重型颅脑外伤，母亲和姐姐都已同意捐献，但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男孩舅舅的坚决反对，最终让直系亲属改变了主意。

　　还有就是获取器官的时机。目前我省已实现的捐献中，约70%的信息由一线医生发现、转介，只有约30%的捐献是由捐献者亲属主动提出。

　　“医务人员在捐献动员过程中往往顾虑重重。”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王文伟告诉记者，如果医生在病人病情危重抢救时，开口谈捐献，可能会被认为没有尽力。可在家属接受病人已经无法医治时再动员，家人一般已经决定终止治疗，又失去了动员和移植的时间。

　　“因此，器官捐献之路注定会非常曲折。”王文伟说。

　　两难的抉择

　　器官捐献的后续保障问题，也是器官捐献推进过程中的一项难题。

　　在协调员曹燕芳的工作经历中，有一件事让她印象深刻：“一位患者因为脑出血、脑疝住院抢救，家属主动提出器官捐献，但却以患者有两个孩子和两位老人需要抚养为由，提出经济补助的附加条件，最后因违反器官捐献‘无偿’的原则而终止捐献。”

　　曹燕芳说，其实这个故事里，潜藏着一个伦理上的两难。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则是无偿，如果官方提供补偿，不但会让本来纯洁的捐献变了味，甚至会让人产生买卖器官的联想。

　　但器官捐献者大部分都是中青年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当发生大笔医疗费支出，又遇上主要劳动力的倒下，这个家庭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如果严格执行官方规定，对已经压力重重的捐献者家庭困难坐视不理，也会让人寒心。

　　“我省红十字会设立了专门的救助基金，对困难捐献者家庭给予适当的人道救助。”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副主任高翔告诉记者。

　　但仅仅这些还不够，对一些困难家庭来说，这些帮助仍然杯水车薪，他们需要更多关心。相关工作人员希望，器官捐献能得到更多部门的通力合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不断完善保障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器官捐献地方立法。(记者 吕玥 通讯员 李伊平 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