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汉语的落寞终于引起国家层面的政策回应。耗时3年研制的“汉语能力测试”将于10月试点实施。“我们希望通过测试的实施和推广，潜移默化地提升参试者对母语的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表示。
关于汉语的老话题，《中国作家》杂志的编审朱竞曾经编写了一本《汉语的危机》，论述了新世纪以来，大众传媒、网络语言、广告宣传、流行文化的一些语言、通俗文学、手机短信等日益制造着语言垃圾，“垃圾文化在工具理性的支持下，正在严重污染汉语。”朱竞很无奈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时间长了，人们忘记了汉语处处流淌着诗意。”
类似“汉语能力测试”的考试并非教育部独有，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七年前就推出了“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成绩合格者可获国家颁发的职业汉语水平等级证书。
事实上，这项测试推出时也被各方寄予“倡导学好母语”的厚望。但七年过去，这一厚望已然落空，否则也不会有教育部推出的这个“汉语四六级”考试。
“追根溯源，要提高国人的汉语能力，必须向目前覆盖国人最广、承载了汉语能力启蒙培养的基础语文教育求解，向诠释汉语精髓的语文教育求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巢宗祺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几乎所有业内专家都在强调：真正需要反思的是现行的语文教育。
“反启蒙”的语文课
一次偶然的机会，童话大王郑渊洁在一个针对小学生的作文辅导班上听了半节课，“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 郑渊洁觉得，作文辅导班的老师对孩子讲的几乎全是让人今生今世永远写不出好文章的话，“就好比给孩子注射了永远写不出好文章的疫苗。”
郑渊洁回到家，找出一些出版社近年寄给他的连信封都没拆过的作文类书刊，仔细研读，读完毛骨悚然。在学生的一篇篇习作上，专家们在文末写几十个字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评语。有的作文书甚至还将别人描写诸如春夏秋冬的段落集中在一起，供学生“借鉴”。“这不是培养孩子抄袭吗？使用别人对生活的感受写你的文章，和吃别人吐出来的饭菜有什么区别？”
郑渊洁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早起的鸟有虫子吃》，郑渊洁变更了题目，写成《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等自己有了儿子，还是继续受八股作文的折磨。于是，儿子郑亚旗就让郑渊洁帮他写作文，可爸爸写的作文总是得低分，不符合八股作文要求。
郑亚旗对语文课不太感兴趣。除了对一些经典古诗有印象，郑亚旗对老师要求背过的课文都没什么印象，“绝对不是我记不住，而是根本没有吸引我。”的确，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但不是让学生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语文课如今已经在“中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名单上名列榜首。“到底语文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根本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也一直为这个问题头疼，并且不断地呼吁。
基础语文教育的目的原本是在语言、文字、文化方面对孩子进行启蒙，“而‘教一本书，读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将语文教育简单化、格式化，恰恰起到了反启蒙的作用。”谢小庆一直认为，“反启蒙”就是中国基础语文教育的痼疾。
在方式陈旧的教学中，老师和学生的大量精力消耗于那些很容易查找到又很容易忘记的知识之上，“不仅浪费了儿童的宝贵时间，而且摧残了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因此，尽管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中语文教学占用了大量的课时，但相当大比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却没有掌握好自己的母语。
谢小庆拿一篇论文举例，该论文的“摘要”这样写道：“在一个对小学生的初步研究中，基于更新SOLO模型的认知功能的发展模型被使用去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这样一种概念，即物体怎样被直接的和在反应真实情况的东西中被领会的通过使用问卷和访谈测试学生对在画中和文章中被描绘的普遍现象的反应而被探究。”
这段让人读得“痛苦非常”的文字是国内最知名学府一位研究生写的。谢小庆不停地向记者强调，他本人带的语言学的研究生交的毕业论文也大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