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宗福邦，1936年生，著名语言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长期从事音韵、训诂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曾任该校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校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8月底，记者在湖北大学拜访著名辞书学家朱祖延教授时，89岁的老先生很惦记老搭档、武汉大学75岁的宗福邦教授：“这段时间，他身体一直不太好。”
长期伏案工作，宗福邦教授落下严重的颈椎病，去年下半年在广州做了手术，病情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尽管行动、说话都没有以前利索，但他每天都没有闲着，也闲不下来。目前，他仍在担任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执行主编兼《音韵分典》主编，同时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
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到华发满头的老者，宗福邦教授为祖国的语言文化事业倾尽一生。他说：“作为一名新中国培育成长的学者，我怀有一种使命感，几十年来尽职尽责，不敢懈怠，力求为社会做点实事。”
1959年，宗福邦毕业于武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并留校任教，开始从事音韵、训诂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在音韵研究方面，他首次提出：广州话阴平调已分化为两个独立的调类，广州话入声韵应是4个调类而非3个，因而广州话应有11个声调而非传统所说的9个声调等新观点。此理论为语言学界许多学者所采纳。
1975至1987年，宗福邦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曾任编委兼武大编写组组长。
提到汉语工具书，人们首先想到《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2003年，《故训汇纂》出版，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赞誉道：“这是训诂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切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一大福音。”该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这部鸿篇巨著，是以宗福邦教授为领头人的12位学者皓首穷经18载，披沙拣金、艰苦奋斗的结晶。《故训汇纂》时间跨度从先秦直至晚清，篇幅达1300多万字，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和辞书编纂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能够坚持18年修完一部大典，不仅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执著，更需要挑战学术高度的勇气。其中的辛苦，只有宗福邦和同事们知道。
《故训汇纂》的编纂工作始于1985年。三位主编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正值中年，他们刚刚从编辑《汉语大字典》的浩大工程中抽身，便全力投入到这项新工程中。
当时条件有限，没有宽敞的办公室，更没有电脑，10位老师靠原始的手抄、笔录、剪贴、制卡“四部曲”工作。
宗福邦介绍说：“编著时，我们采取的是穷尽式的办法，也就是每个字，在我们选取的历史资料中有多少用法就收录多少。由于字库不全，大部分都是靠大家一本本手抄笔录下来的。18年里，平均每人每月要整理4万字的资料，共收集了70万张卡片，复印了30万张古籍资料。”
编写过程中，更规定凡卡片文字可疑者，或对照《经籍籑诂》引文发现文字有出入者，须再依原书重核，以定正讹。治学作风的严谨，可见一斑。
编纂《故训汇纂》，宗福邦将质量上严格要求作为基本原则，规定所引资料必须采自原书，不准转引二手资料。2001年审稿工作结束时，他们又用了近两年时间，将1000多万字的审读稿重新通读一遍，使体例更显一致，全书质量更上一层楼。“评职称慢半拍、提工资慢半拍、评先进没分。老实说，这18年，清贫和寂寞是我们工作生活的常态。”然而对18年的辛苦付出，宗福邦教授认为是值得的，他自豪地说：“《故训汇纂》虽不是畅销书，却会是一本长销书。”
《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和《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于上世纪90年代启动。宗福邦教授等人带领的学术团队，再次投身于两大文化工程中。
经过多年努力，《语言文字典》之《音韵分典》的整理工作已告一段落，预计明年可以出版；《古音汇纂》预计2013年底可以完稿。
在长期“马拉松”编纂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切身体会，宗福邦教授说得十分朴素却意味深长：“好书是反复打磨锤炼出来的。”（ 记者 韩晓玲 通讯员 王怀民 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