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说
“每当我看到观音、关公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要“静心专一”。杂念多不容易看好书，浮躁写不出好东西，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
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
天时、地利、人和，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编织了我的人生。人生离不开缘，人生就是缘。”
他，是著作等身的大学教授，其著述代表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是宗教学界的泰斗人物。国家宗教局局长在他面前自称“学生”；佛教协会高僧面对他也以“晚辈”自居。
2011年，步入人生第78个年头的方立天，迎来了他从教50周年的纪念。在中国人民大学为他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大寺院的住持长老，各个宗教协会的领袖，佛学界、哲学界的知名人士一齐亮相，盛况空前。
众星捧月中，这位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依然低调而平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自己半个世纪的佛学人生，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立天话语中依旧满含禅机：“每个人的人生都与一定的因缘条件相依相存，互动互变，并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独自的意义与价值。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中国佛学院的“俗家弟子”
两撇斑白的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说话语速很慢，但却有条不紊。坐在沙发上的方立天，就好像冷清角落里的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
方立天出生于浙东农村，他一直记得童年时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烧香拜佛，有时半夜叫他起床，走40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幼年时心灵埋下的种子，让方立天后来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如愿以偿。毕业时，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一人，其中学中国哲学的，挑的就是方立天。
说起如何走上佛学研究的道路，方立天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北京法源寺8个月的进修学习。“我应该是人大建校至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寺庙里学习过的教师。”谈起那段经历，方立天不无得意地说。
1961年，28岁的方立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担任助教。当时教研室要教师们各自敲定研究领域，方立天挑选了无人认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佛教大兴的岁月。
研究佛教，谈何容易？在北大读书期间，方立天只接触过两个课时的佛教学习。“光看书是不行的，必须要去听课。”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
当时，正是政治运动不息的年代，宗教领域受冲击，被许多人认为是“敌对”的思想范围，方立天却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应该有人去学。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佛教界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国佛学院，就在位于宣武门的法源寺里，有出家人在传授佛教课程。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956年，以培养僧才为目标的高等佛教院校——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创办，有来自全国各地寺庙的100多名学僧在此学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佛学传承吸引了方立天。
在征得哲学系以及教研室的同意之后，从1961年9月底开始，方立天每天换乘两趟公交车加步行，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法源寺旁听佛学课，晚上再赶回学校。
于是，在满屋僧侣的中国佛学院课堂上，出现了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俗家弟子”，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地记笔记，专注地听讲。
佛学院对于方立天这样的“另类”出现怀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担心他来学习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校青年教师愿意来寺学习，是学院的光荣。这样“走读”一段时间后，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出家人真的是慈悲为怀。”方立天回忆说，“当时学院的副院长周叔迦大师看我每天跑来跑去很辛苦，怕我冻坏了，就允许我住到寺里。”
每天早上4点，僧人们起床做早课，方立天也起床读书。与暮鼓晨钟相伴，和出家僧徒朝夕相处，受教于一批一流佛教学者，接受了纯正的佛学知识教育。尤其是副院长周叔迦，亲自给方立天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
一住就是8个月，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徒的生活也有了感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讲道理，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