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
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向与会者讲了一个故事。
2001年，刚刚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程天权一进学校，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人大复校之后，有一位教授背着黄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从早上7点一直看到晚上7点，20多年如一日。后来图书馆专门给这位教授设了一张办公桌，以免他和学生抢座。
“情节基本属实。”故事的主人公方立天笑着说，“我不光拿着包，还经常带着大茶杯和小水壶。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是我到人大工作后就开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还要强调一点，人大复校时，我还只是个讲师，不是教授。”
1978年，人大复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
物是人非，这个时候的方立天已经不再是学术新秀。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全家四口人蛰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楼里，工资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讲师。
然而这些不如意并没有阻挡方立天的步伐。他没有时间过多地感叹生活的困窘，而是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背着书包和大学生一起走进图书馆，看书、备课、写文章。“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读书人都知道，康德作息准时，他出门散步的时间可以供邻居定时用。在人大校园里，也有这样一座钟，那就是方立天进出图书馆的时间。他每天早上等着工作人员开门，晚上由工作人员催着“收工”。久而久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被他感动了。那时的图书馆，书库是封闭的，需要什么书，得填写书单，由工作人员提取。图书馆却为方立天在书库里设了专门的桌椅，他一伸手就可以从书架上取书。这样一来，他真的被“埋”在书山书海里，可以“海阔凭鱼跃”了。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4卷共10余册，成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3年，人大进行职称评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让职称评定更加规范。“这下捅了‘马蜂窝’，本来听说我在副教授的评定中排在前列，但后来名单公布时把我拿掉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起没有评我的原因时也是含糊其辞。”
在一些人看来，遭此打击的方立天可能会消极罢工，也可能寻求调动工作，甚至还可能跳楼自杀。
或许正是佛教赋予的智慧，柔软又坚强。方立天并不与现实世界拧着来，但也绝不无条件地顺从形势而堕落。他生性沉静寡言，但心里有主见，认定的事坚持不动摇。
“虽然内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觉得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才实学，把课上好，把科研搞好。”带着这样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着书包走进了图书馆。
正所谓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点大学的文科类专业中选拔一批年轻一点的正教授，推动青年人才的涌现，哲学学科全国一共要评5个。经学校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审定，方立天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那一年，他50岁。
两年后，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该书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本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此书的入门之功。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