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冯友兰的课代表
如果从1956年方立天进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算起，他和中国哲学打交道已半个多世纪。迄今为止，他出版专著15部，合著18部，发表论文360多篇，培养了40余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如今绝大部分是教授。
“学生不是来给老师打工的。”方立天语出惊人，谈起如今一些导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他极为愤慨。“我从来不给学生制定论文选题，也不把自己课题的一部分给学生做，而是指导他们独立思考，从兴趣出发做论文。”
研究佛教之难，非身体力行者不能体会。佛经难读，卷帙浩繁，让人头疼。有学生请教方立天研究佛经的捷径，方立天给了个最笨的办法：反复看。“一本《肇论》我曾经看了几十遍，才渐渐有所体悟。”
“立身有道，学有专长”，这是方立天的座右铭。“其实，这都是恩师冯友兰对我的影响，他才是真正的泰斗。”
未名湖畔的5年学习，方立天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人都还站在讲台上，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
作为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方立天与授课教师冯友兰有了更多的交往机会。每堂课后，方立天都要搜集一些同学对课程提出的问题，然后到冯友兰家里转交。“师母特别客气，经常拿糖果招待我，吃得我满口留香。”“冯友兰先生讲话有些口吃，但幽默风趣、逻辑性强，尤其文字表达能力更是厉害。”
在听了冯友兰几个月课之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冯友兰的教学工作被停止，方立天和他的同学们成了冯友兰亲自上课的最后一批本科生。
在先哲的带领下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修辞立其诚”、“静心专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成为方立天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这是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再把这些治学原则传承给我的学生，为他们学术研究的成功打开登堂入室的大门。
“‘修辞立其诚’就是讲话、发言、写文章、治学都应坚持真实性。”方立天的弟子、人大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说：“老师的治学原则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诚实做学问，把读书和做人结合起来，维护学者的独立人格。在学风和社会风气追逐浅薄浮躁的当下，老师的要求能帮助我们立身有道、自尊自强。”
拒绝急功近利，学术思想才能与时俱进。经过前后15年的写作，2002年，方立天完成91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在学术界、佛教界、政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现代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佛学家任继愈先生为该书题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形象地反映了方立天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目标一经确定，就终身追求、矢志不渝的信念。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国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以这副对联精辟概括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方立天取得成就的一致公认。
9月17日，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手捧一面银光闪闪的锡盘，上面刻着“道德文章，为人师表”8个大字，送到方立天手中。王作安感慨地说：“宗教局这几年延揽了不少方先生的弟子，他们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宗教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要代表他们向方先生的辛勤培育表示感谢。”
宗教是文化而非鸦片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方立天教授在会上作了“科学认识宗教的本质与功能，提高宗教工作水准”的专题报告。
“2008年的五四青年节，总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看望青年学子时，我有幸见到了总理，当时总理对我说‘佛教文化是可以交流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记忆。”这次会上，方立天恳切地指出，目前宗教方面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宗教鸦片论”尚未真正澄清，以致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形成一些偏差。
“我在会上一再强调，宗教的本质是文化，是信仰性的文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我的发言得到了总理的肯定。”方立天回忆道，开完会，总理专门走到他面前说，“您说的宗教是文化，没有错”。
虽终日埋首于图书馆，方立天的研究却无时不关注着时代的风云。
自2004年开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创办了“中日佛学会议”，每两年一次邀请两国顶级佛教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主题展开讨论，以延续一千多年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
——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长菅野博史说，通过对话交流，两国宗教界探讨了如何承担起对各自信徒的教育责任，从而广泛发挥宗教的影响力，促进人类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
中央统战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设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参加研修班的开班仪式，并亲自为研修班学员授课。
——参加过第4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怡藏，在听了方立天的讲座后说：“方教授大声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诠释发扬中国佛学的精华，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学者们尚有这样的责任和志向，更何况我们这些佛教界人士？”
基于对宗教学理论、宗教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方立天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与完善，宗教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说：“方立天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他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学术研究的光荣史册上。”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种忠诚与智慧却足以推动事业的长远进步。
2000年，方立天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引入一流人才，培养年轻学者，如今，研究所已从建立时的5人发展到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为被海内外公认的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机构。2003年，他主编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
然而，方立天牵挂的事还有很多。
——有的学生考上了宗教学系的本科生，却被家里人阻止不让上，“说明还有很多人把学宗教、研究宗教视为‘异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立天经常在作报告或公共场合讲话时，呼吁大家不要给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确的心态看待宗教。
——每逢有政府领导出席的活动，方立天都会直言不讳：宗教在加强道德建设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忧之切，因为爱之深；爱之深，所以盼之切。如今，78岁的老人将学术重心转向中国儒释道三者关系的研究，期望以此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出自己的思考。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方立天最欣赏“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古训。“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虽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记者 杨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