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调查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关停后学生去向(2)

　　老师，您往哪里去？

　　原来在红星农民工子弟小学二年级“什么都教”的李爱枝老师，准备要离开这个职业了。

　　从2009年教书开始，她每月是750元的工资，去年刚涨成了四位数，1200元钱。当她正盼着工资再涨一涨时，拆迁来了。

　　她班上的20多名学生，因为拆迁走得剩下十来个。再后来，整个学校也被拆迁了。

　　她们一共9个老师，4个去了公办学校，她听说，“工作压力挺大的，累得要命。”“待遇比以前好了，有的能拿到2000多元了吧。”

　　马小朵介绍，在石景山区，30多名老师，返聘9人，大概每个学校选了三分之一的老师返聘，没选上的就自谋职业。

　　而李爱枝老师她们，校长给推荐了一个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4个老师去了。因为太远，我有孩子要带，就没去。”

　　王春华介绍，在朝阳区，一部分老师进了民办公助的学校。教委统一开了重新聘任的会，会上民办公助的校长发表了一下演讲，介绍每个学校的状况，教师就自己写应聘简历投给校长。

　　“老师失业的问题，学校没有负责，政府也没管。还不如2009年在拆迁影响下，有几所学校关闭，像大兴的龙海学校，政府还按劳动法对工作年头长的老师给了失业补偿。”

　　公益组织工作者们了解到，这一年多来，不少接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已经出现了“缺老师”现象。

　　“这是为什么？我们分析，可能新进来的老师不多，但是离开岗位的却有不少。”

　　“原来许多老师觉得，国家政策可能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有安置，农村老民办教师转正会受鼓励，但是近两年打工子弟学校关得很快，对老师的去向似乎并不在意。有些老师觉得没有必要再坚持了，觉得不会再有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一部分老师就流失了。”王春华说。

　　“现在学校的解决方法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由一个老师多带几门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还没确定要做什么，还没打算好，也不想干这一行了。”李爱枝老师最后说。

　　“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无论政府拆迁学校多么迅速，都不会出现大量孩子失学的情况。”知名农民工子女学校项目“新公民之友”总干事蔺兆星说。

　　“因为目前有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手段，从市场来讲，打工子弟学校会顺应市场变化，农民工家长面临拆迁，也会选择就近转学，实在不行就搬家。”

　　“而政府举措来讲也有好处，关掉一批，集中资源后，办学质量会得到提升。现实的经验是，700-800个学生的学校，会明显好于200-300人的小学校。”

　　蔺兆星说，“现在对农民工孩子来说，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他认为，从目前的形势判断，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拆迁仍将继续。有的学校已接到暑期拆迁的通知。

　　“因为北京和上海的农民工子女数量是大致相当的，上海市通过这两年的优胜劣汰，农民工子女学校已经从约300所降到了最近的约140所，这个数量是恰当的。再减下去资源配比就很难了，总不能靠公立学校临时加盖，把操场都盖成学校吧？”

　　“而对比上海，北京现有20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此还有优化的空间。”

　　“对政府来说，措施不是拆了就好，而是要规范民办学校，给予支持。其实说政府不了解是假的，北京市教委一直在调研，很清楚每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在管理规范，已经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还没有足够的长期支持。现在有的区在尝试公立和民间合办学校，但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引。”蔺兆星说。

　　张志强在调研时，曾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老师问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时，很多孩子一片茫然。过了半晌，有个学生回答：“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这几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成了真正的弱势方，他们的利益保障仍亟须破题。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闹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般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已过早地品尝到了人生的冷暖。”张志强在调研报告里这样写道。

　　“因此，需要争取的是政府更多支持民办学校的态度和力度，要是得不到有质量的教育，这些孩子就废了！”蔺兆星说。

　　据记者了解，政府有关方面也都在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弟有学上，上好学。 (庄庆鸿 徐霄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