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布局陷失衡：价值目标因行政干预变形(2)

　　“效率优先”造成失衡

　　从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看，伴随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撤并过于分散的农村教学点，完全可以成为一项造福于民的民生工程。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忽略了布局调整和就近入学原则间的平衡。2013年5月，审计署发布的对1185个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专项审计调查结果显示，2000至2012年间，全国小学在校生数减幅23.72%，撤并系数竟达到3.44，也就是说小学数量减幅超过同期在校生数减幅的三倍，严重背离了农村的实际需要。

　　本是教育管理常态的学校布局调整，其政策价值和目标却因行政的强力推动而变形。这种非教育因素的介入过程，或以超前规划、一步到位的行政命令，以指标化、政绩化的方式撤销那些生源本来很好的农村学校，或以撤并农村学校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都必然为农村学校撤并蒙上异样的色彩。

　　科学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应是扩大教育公平的实践，可在现实教育资源约束条件下，保障农民孩子教育机会公平的目标，与尽可能提高办学效益的目标，往往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规模“普九”，强调办学网点下移，使农民孩子得以就近入学。然而到世纪之交，主张通过集中办学以“提高农村办学效益”的价值取向逐渐占据主流。1999至2003年，有关部门密集出台的政策文本，均将集中规模办学视为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途径，凸显了当时教育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效率优先”思维。

　　对实施了十年之久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作整体的把握并非易事。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不宜用单一经济主义的维度，而应从平衡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效率三种关系的维度加以衡量。通过集中办学提高教育效益，促进提高教育质量和实现教育公平，是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其逻辑关系的假设是，学校规模扩大有利于改善办学条件和师资配备，因而可以提高教育质量；农民孩子得以进城上学享受优质教育，因而可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可是，在政府未能充分履行义务教育职能的地方，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被大量撤并，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权益，带给他们的只是上学路途变远，安全隐患加大，流失辍学增加的弊端。

　　布局调整政策未能实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案例并不鲜见。一些地方通过撤并学校、扩大教育规模和减少教师编制，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村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幅增加。在这个意义上，成本转移成了一些地方教育效益提高的“捷径”——把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办学成本转嫁到了村民身上。

　　对大规模集中办学后的农村教育现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调研报告中作出描述：一方面不能提供农村学生实际需要的服务，如校车；一方面遗留了大量尚可服役的校舍和教师，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此外，许多县城出现的(近万人)“巨无霸”学校以及(百余人)“超大班”，在食宿、卫生、安保等方面，给学校管理带来巨大的难题，对教育质量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

　　撤点并校对农村家庭的影响也很深刻。据2008年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对西部多个省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情况的调研结果，部分地方初中辍学率大幅回升。甘肃山丹县7个乡镇的初中生被集中到一所育才中学后，初三班级辍学率达20%。内蒙古赤峰市，6000多名初中生被从苏木(乡)集中到旗(县)的一所学校，许多年轻母亲不得不进城租房“陪读”，陪读比例高达22.7%，从而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增加、离婚率上升。

　　学校布局调整的主要对象是分散的村小和教学点，所以农村小学生是受这一政策影响最大的利益群体。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2年对县市教育局局长的调查，撤并后所辖乡镇中心小学基本不再有教学点的县市占38.5%，由此带来的10岁以下低龄寄宿，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这些大多来自农村底层贫困家庭的孩子，是无缘“进城上学”的一群，在学校布局调整加剧农村社会贫富分化的过程中，成为政策视野之外的新的教育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