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猪肉佬：到大城市创业到小地方生活

　　陈生（左）和陆步轩

　　北大毕业的陈生和陆步轩都因“卖猪肉”引发争议，却也因此相识并合作。如今，他们带着自己的产品重回北京，回到最初梦想开始的地方

　　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北京某超市前围满了人。挤进去一看，一头脖子上戴了一朵大红花的黑猪稳坐笼中，接受着人们的打量。“只要买我们的壹号土猪，就有可能抽中这头250斤以上的土猪，我们负责宰好送货上门。”几名身着统一服装的销售人员正卖力地介绍着。大约10点，两名中年男子出现在柜台前，磨刀、切肉、上秤、包装，动作熟练，两刀下去，说切二两肉，基本上就差不离。

　　很难想象，这两个男人便是当年北大毕业、如今转行卖猪肉的陈生和陆步轩。当年他们的行为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如今两人带着他们的土猪王国，重回故地。

　　广东人陈生：叛逆“出逃”，投身“商海”

　　1980年，广东湛江人陈生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回忆四年的大学生涯，他总结道：“我不是一个活跃者，几乎没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没给自己留下太多回忆。”在北大，陈生算不上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更不是符合主流观念的好学生。专业课学得七七八八，鲜少有上八十分的，喜欢的课就认真去听，不喜欢的几乎很少出现在课堂。可这并不代表他不爱学习，四年间，陈生穿梭在不同专业的课堂里。虽身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但新闻、历史、哲学等知识他也多有涉猎。多年后回忆起来，他觉得这些所谓的“不务正业”让他在大学生涯里学到了最有意义的知识。

　　“相较于我的同学，虽然我的专业课真的不咋的，但我的知识更立体。”陈生如此评价刚刚毕业的自己。幸运的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州市某政府机关，捧上了所谓的“铁饭碗”。可是初入职场，每月工资只有八十多元钱，而当时的物价是一辆自行车要两百多元，一部电视机更需两千多元，那段生活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只有一个字——穷。“我不吃不喝好几个月才能买一辆自行车。”陈生说。

　　陈生觉得，自己骨子里不是一个适合从政的人，更不是一个愿意等待机会的人，他更希望能自己把握机会。于是在下海这个概念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他便已开始规划下海之路了。那时的陈生，白天在机关上班，晚上就去夜市摆摊。辛苦一晚卖服装的钱，远远超过一个月的工资。巨大的反差让他愈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但他的想法并不被理解。当时，陈生所在的单位曾公开批评过他，他也与自己的家人发生过不小的摩擦，“我母亲当年是‘下海’的失败者。当年她也是在体制内，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体制外，被迫‘下海’却失败了。因此她对‘下海’怕了，也怕我跟她一样。我说我要‘下海’的时候，她跑到我当时的单位大吵大闹了好几个月。”可陈生很坚持，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不顾母亲的百般阻挠，最终还是决定扔掉“铁饭碗”，一头扎进“商海”。

　　在“下海”前，陈生对未来的改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想过自己也许会失败，生活也许会过得更惨。回忆那段日子，陈生说：“我的预期没有很高，碰到的困难比我预期的少，得到的都比我预期的多。我没想过能做到目前的程度，当时看到很多朋友都买上了电冰箱、自行车，我也希望能尽快过上这种生活，谁知道会越做越好，远远超越了我的预期。”

　　“下海”最初，他做过房地产，后来又卖过酒，卖酒的过程中却误打误撞做出了苹果醋，之后又做了养鸡业，最后才从事猪肉产业。这在通常的价值观中似乎是越做越差，从高端行业一路做到了低端产业。可是陈生不这么想，不管做什么，在他看来都是生意，都要认真去做。陈生是一个在大事上比较“独裁”的人，用他的话说，“我做决定的时候都不理别人，谁也管不了我。”他说 “独裁”，是基于对自己的了解，基于他的自信，更来自他对所做行业充分的调查，陈生坚信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陈生在决定养猪时便明白，传统的猪肉行业已经发展了太多年，他再做，也出不了成绩。于是他选择了被人们认定不会赚钱且早已被市场所淘汰的土猪，用它打下了大片江山。谈到为何另辟蹊径时，陈生说：“当年土猪成本高，但是好吃。一般的猪成本低，而买家又没有识别能力，所以土猪就被市场淘汰了。但并不代表大城市的人不需要，他们需要，也有钱，但是买不到，这就出现了供需矛盾，也就出现了市场。”

　　当时的猪肉市场中几乎没有经营土猪的商户，只要有人开始卖土猪，就算只是个体户，在土猪市场里也是最大的。于是，在开了第一家土猪档口后，陈生跟朋友笑言：“山中无老虎，连猴子都没有，现在是小猫当大王。”

　　陕西人陆步轩：生活拮据，街头卖肉

　　而站在陈生旁边的陆步轩，同样是出身北大，也同样从事猪肉产业，可他走的路却远比陈生要曲折许多。

　　陆步轩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农村。母亲早逝，家境贫寒。他说自己天性适合做学问，喜欢刨根问底。一件事情，总要探索出来龙去脉，在学习上有天分。中学的时候，他的考试成绩也常常比别的同学领先一百多分。对自己的成绩，陆步轩还是很骄傲的，学生时代同学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夜郎”，言下之意是说他自大，这一点，陆步轩是知道的，只不过他明白这就是自己的优点，不需要避讳。

　　第一年高考，陆步轩被西安师范大学录取。他撕掉了录取通知书，一心要考北大。第二年，陆步轩如愿以偿迈入北大的大门。但是上了北大之后，陆步轩却发现天外有天。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见识上，他都不再像以前那样遥遥领先。大学四年，他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去周末舞会，没有跟女生约会过。毕业分配时，陆步轩的性格依然倔强桀骜，他认为自己不管是从政还是经商，干什么都一定会成功。当时曾经有一个省级的钢铁企业学校让他试讲，他觉得人家傲慢，掉头就走。对此，陆步轩现在想来还是后悔过的，“大环境下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陆步轩被分配到一家濒临破产的柴油机工厂当工人。生活拮据，加上心中的不畅快，陆步轩最终被迫“下海”。此后，他干过化工，搞过装修，都接连失败了，负债累累。他的第一次婚姻也走到尽头。前妻对外人说，当年是为了文凭才嫁给他的，但现在他让自己丢尽脸面。离婚之后，他大病一场，酗酒、打麻将。从北大带回来的八箱书，再也没有打开过。

　　可是再绝望的生活都有熬过去的一天，振作起来的陆步轩再婚后，决定为生存奋斗。他开过小卖部，可进的5号电池都是假货，他不好意思卖，都留下来自己用了。三个月下来，亏了将近一万块钱。走投无路之下，妻子建议他去卖肉，因为成本低回钱快。街坊没有人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的，孩子被人叫做“卖肉娃”，他索性跟别人说他是文盲，惟一区别于其他肉贩的就是鼻上的眼镜。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陆步轩被媒体发现了，一篇名叫《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报道让陆步轩红遍中国。在人们津津乐道时，另一个人也注意到了他，这便是陈生。

　　校友相逢：合伙做连锁，携手进京沪

　　2008年的一天，在与朋友吃饭时，陈生聊起自己最近在做猪肉这行，朋友一听，便向他介绍了一个同学，这个人便是陆步轩。朋友建议他们可以交流学习一下，陈生当即拨通了陆步轩的电话。

　　那时的陆步轩，因为媒体报道被当地一家单位招入，从事历史写作的工作，同时还拥有两家猪肉档口。闲暇之余也偶尔去卖卖肉，发些小财，日子过得也算不错。

　　两人见面了解一番后，陆步轩对陈生说：“你这样干不行。”此结论源于陆步轩的经历，他1999年开始卖猪肉，后获得北大一位校友投资，也曾扩张至数家连锁店，但以关张告终，最终收缩至两三家。在陆步轩看来，卖猪肉只能以个体户业态存在。

　　这个问题，陈生不是没想过。对销售终端渠道的掌控，是陈生最初设想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养猪之前，陈生养过鸡，当时的销售渠道主要依靠农贸市场的个体摊位，但出现大量以次充好的现象，渠道商从其它货源拿货，却打着陈生的品牌销售，由此带来的信誉及食品安全问题对品牌造成极大伤害。“那是血的教训，赔了上千万元。”陈生说。他吸取了教训，决定建立一所屠夫学校，专职为自己的连锁店培训员工，力求统一。

　　而此时，陆步轩的中文系知识和多年的屠宰经验也帮了大忙，屠夫学校所用的教材，便是陆步轩撰写，“我们要做商业连锁，最根本的就是你任何一家店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像模具一样，必须都是统一的，所以我必须在一个屠夫学校来培养我的人，使我任何一家店，都是一样的，我的模具就是我的屠夫学校。而对猪对屠宰最了解的人就是陆步轩了。”陈生说。

　　陈生的商业头脑加上陆步轩的屠夫经验和文字功底，商业连锁走得比预想顺畅。在广东各个城市，分散着500多家“壹号土猪”档口，2012年销售量近20万头，销售额近6亿；2013年新年伊始，“壹号土猪”迈开扩张步伐，强势挺进上海，并计划打入北京市场。

　　寄语青年：到大城市创业，到小地方生活

　　如今，两人的土猪事业已基本步上正轨，陈生和陆步轩此时也轻松了很多。对于今后事业的打算，陈生想了想，说：“我觉得我这两个企业（天地壹号果醋和壹号土猪）已经够我忙活一辈子了。未来的事未来再说。我不排斥任何好的商业的东西，不过应该不是很多。”

　　回首看自己的事业，陈生感慨，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这个时代，他说自己赶上了中国创业最好的时代。陈生说自己刚创业时，每个行业都处于发展阶段，没有成熟，不管做什么都布满商机。时代给了如此优越的条件，需要的是善于发现商机的人才。陈生说，他便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

　　陈生对如今的市场也有过调查，他觉得现在的年代，要想创业，最好的领域就是高科技行业。这个行业不论资质，只要你有好的创意，成功相对容易。而对他自己所从事的传统领域，他不建议刚毕业的大学生涉足，为此他还打了一个比方：“广东常种一种桉树。这种树刚种两三年的时候，台风一来就断了。只有那种已经生长了十多年的树，即使再大的台风来临，最多也是倒伏，不会断了根基。”

　　谈及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陈生说起了刚从事土猪行业时遇到的一件事：在建立屠夫学校之前，他曾经从高校招聘了一批高材生。由于舆论压力太大，最早一批卖猪肉的本科生、研究生，都被家长强行拉走了。甚至一位员工的舅舅承诺，马上给孩子几十万元，只要求“不要再干这个事了”。想到这个，陈生表示，“我们以前把大学生叫精英，毕业就应该当白领、金领，做领导。但现在时代变了，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再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就业是不对的。”

　　身为前辈，陆步轩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创业就到大城市，要生活去小地方。现在是多元化的时代，大学生选择多，当时我的选择是被迫的，别学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做自己熟悉的事”。（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