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杂志教”折射科研评价弊病:发论文变政绩工程(2)

　　百万元重奖CNS论文折射中国科研评价弊病

　　中国科研界早就对CNS提出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膜拜”三大刊的现象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普遍。正如朱猛进所言：“CNS在中国拥有神一般的地位，现阶段，如果谁能发表一篇CNS论文，学术境遇马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重奖CNS论文，是国内学术机构的普遍现象。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在科技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武维华、张大鹏两位教授各奖励100万元，就因为武维华的论文在《细胞》上发表，张大鹏的论文在《自然》上发表。

　　这一做法引发强烈争议，2008年年底，中国农大也修改了科技成果奖励办法，对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论文且把中国农大当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奖励50万元。

　　这样的奖励力度并非个例。浙江工业大学也规定，在《自然》或《科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给予50万元的奖励，其中20万元为奖金，30万元为研究经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则是每篇奖励10万元奖金和100万元科研发展基金。

　　这种做法受到谢克曼的批判，他认为这样的激励制度是一种“贿赂”。

　　王德华说，在CNS上发论文，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也有数万元的奖金。他认为，重视论文的质量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CNS论文，唯CNS论文导向，CNS论文至上，“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学术水平、学科建设和学术队伍的发展，对年轻一代学者科学精神和科学追求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让他反感的是，各种学术考核和评估中，CNS论文成了重要指标，极端者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如院士评选，有CNS论文就会希望大增；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也有CNS论文的指标。“任何事情走向极端，变成唯一，后果就会不可估量”。

　　饶毅则把重奖CNS论文称为“拜杂志教”。他说：“把发论文变成政绩工程，过分崇拜刊物，不看内容，迟早会出现问题。”

　　金冬雁也感觉到，今天的中国科学界与过去大不相同，追逐CNS，崇拜CNS，以CNS作为唯一指标评断学者的成就，俨然成为时尚。“讲某人比院士强，是因为有多少CNS论文；讲某院士远远不如某海归大牛，也是数CNS论文和(影响因子)点数。”

　　《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说，《科学》杂志曾报道这种现象，主编麦克努特博士认为这样的做法应该停止。“但我个人认为给这些发现提供奖赏没什么不妥，虽然它也可能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激励”。

　　《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坎贝尔则表示，近年来，《自然》接收了许多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研究，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论文无论质量数量，都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我们不鼓励这种将顶级期刊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的激励制度，在我们看来，无论对哪里的研究者，对于他们的成果，都应该有公平的激励机制”。

　　王德华说，CNS论文至上的现象，说明中国的科研评价体制的弊病，如果是真正的内行，不论论文发在哪里，都应该能判断出其科学价值，但由于中国是行政管理者掌握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权力，同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等级化、量化这种最简单的考核方式大行其道，助长了学术界追求影响因子和CNS至上的风气。

　　“好论文不问出处！”王德华说，尽管CNS至上是错误的，但也要正确认识SCI(科学引文索引)的作用，正确使用SCI的指标，扭转不顾质量只求数量的风气，回归科研工作的本质。记者 叶铁桥 高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