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考令”无助解决择校难题

　　熊丙奇

　　广州市教育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未来“小升初”改革思路：一是明确免试招生的改革方向，叫停民校联考以及特长生、推荐生、外国语学校等考试；二是确定明年包括外国语学校在内的公办学校将取消笔试，改为以面试形式进行选拔。同时，抛出九大焦点争议问题，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我对广州解决九大争议焦点问题并不看好，但赞成广州就此问题举行听证会。从教育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出发，一项教育决策，起码要做到两点，一是必须广泛听取学校、老师、家长的意见，不能由行政部门单方面决策，目前各地的“小升初”禁考令基本上是政府部门拍脑袋的结果，效果不佳也在情理之中，二是必须有3~5年的适应期，不得当年制订、颁布，当年就实施，在国外，教育政策出台之后要保持相当长时间，如果要调整，必须提前至少3~5年告诉公众。

　　如果能建立这样的决策机制，其实就是促进教育决策民主化，也解决困惑我国义务教育均衡的根本问题——由于政府主导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过程中，没有切实履行义务教育均衡责任，增加教育投入、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而继续采取行政“说了算”的方式，导致不均衡格局未变，“择校热”高烧不退。

　　各地政府出台的“小升初”禁考令，存在三方面问题。首先，错误理解《义务教育法》，限制受教育者的教育选择权，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按照这一规定，政府有保障学生就近免试入学的义务、责任，却不能限制学生必须就近入学——学生有择校的权利。

　　义务教育均衡与就近免试入学的合理关系是，政府部门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义务教育区域、城乡、校际差异，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差不多，受教育者于是选择就近入学，而对于所有就近入学的需求，政府部门都必须保障，让孩子无需测试入学。

　　其次，涉嫌侵犯学校的自主办学权，作为政府部门举办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政府限定其招生方式，某种程度还说得通，而对于民办学校，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有自主招生的权利，政府发文限定民办学校的招生方式，涉嫌侵犯学校的自主权。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义务教育不均衡的现实下，如果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很好，有几千名学生慕名申请，学校只招200名学生，学校用什么办法来选拔学生？如果不举行笔试，就得看材料、面试，如果面试也取消，就可能变为“条子生”、“拼爹”了。事实上，这一问题已在其他地方出现，学校不举行测试，甚至连面试也不允许后，择校转为地下，“潜规则”盛行，很多家长都呼吁重新考试，相对而言，笔试还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做法。

　　当然，广州市教育局可以称，这是落实国家的要求——前不久，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表示，教育部准备近期出台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就近免试入学的指导意见，不允许拿着各种等级证书来作为入小学和初中的“敲门砖”。广州的“小升初”调整，也符合国家政策的大方向。也是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已经有不少地方教育部门以就近免试入学，来“倒推”义务教育均衡。其具体做法包括：严格限制学生跨区域择校；禁止所有学校举行入学测试，将跨区择校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义务教育均衡的重要指标，等等。

　　但不得不说，这些都只是治理义务教育均衡的表面文章，无法真正缓解择校焦虑。正常的就近免试入学，是义务教育均衡的结果。而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需要强化政府部门的投入责任同时放权，这需要各地建立两个委员会，一是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按预算拨款，否则将追究政府失责的责任，只有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才会改变政府说了算的拨款方式，既保障教育投入，又转变教育投入方式。

　　二是建立社会教育委员会，由政府官员、人大代表、社区内学校负责人、师生代表、家长代表、社会贤达人士共同组成，负责社会教育的发展决策。

　　以上两个委员会的建立，实质就是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出的“管评办分离”的改革决定，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让政府回归本位。而建立这两个委员会，将根本改变治理义务教育治理的思路。眼下地方教育部门出台各种禁令，与民主决策、放权治理的思路正好相反，发通知治理本就是行政治理思路。因此期望广州公开“小升初”听取意见，能启动深层次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改革，从举行听证会变为启动社区教育委员会、教育拨款委员会建立，如果能走到这一步，不仅仅是“小升初”择校难题，困惑我国教育的众多“老大难”问题，将得到根本性解决。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