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所高校开设“死亡课”:对待死亡抗争和妥协(3)

　　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但是很无聊，能逃则逃，因为这种课，“效能太低”。

　　“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小邓说，“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因为病情反反复复，死亡其实是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他说，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只有0和1，简单粗暴。”他说。

　　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有次他在课上讲“马克思之死”：凌晨两点，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上楼一看，马克思坐在摇椅里，因为呼吸衰竭，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

　　听完这一段，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邓说，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来回回如是往复，往往折腾了一整夜，只是单调枯燥的医学操作。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标注着疾病指征的“病”。

　　“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死亡的定义已经被颠覆了。今天的医学几乎可以让我们实现‘永不关机’，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机器的帮助下一直维持生命体征。”王一方说，“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冲着1%的希望，花费100%的努力。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所以，他常常在课上，对台下那些未来的医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现在你们是战士，面对死亡只能抗争，不能放弃。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战士，又要做将军，既要有魄力发布总攻令，也要有智慧签署投降书。”

　　然而，跟死亡妥协的经历，却让小邓这样的医学生难以避免地感到烦躁。他所经历过最难忘的“死亡课”，来自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肿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两点钟，小邓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冲进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复“没完没了”的技术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苏醒过来，就虚弱地小声鼓励小邓，要努力学习，医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邓累得额头冒汗，结局却并没有因此改变，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看着被自己折腾得一整夜都没法睡觉的年轻人，用仅剩的一点力量，轻轻捏了捏小邓的手，艰难地说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抱歉。”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

　　在卡根的“死亡课”上，曾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入学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大学也许没有多少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许下心愿，想要完成大学生活。这个男生选了尽可能多的课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学》，一个他即将面对的课题。

　　虽然知道课上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但卡根并没有对这个男生太过留意。不过他也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像这个男孩一样，对他的课充满好奇。

　　卡根说，他在耶鲁大学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哲学教授”，但是他去年到北京大学开会才发现，“我好像突然变成了摇滚巨星”。在这里，有人找他合影，有人管他要签名，甚至回到耶鲁，路上遇到中国学生，还有人兴奋地拦住他，一边看着他一边给同学打电话，让他跟电话那端的人说，“我是那个教死亡课的雪莱”。

　　卡根和妻子好奇地上网搜索答案，看不懂汉语的他还拿谷歌翻译网页。结果他发现，“我好像在亚洲特别有名”——他关于死亡的书在美国销量惨淡，却在韩国登上了畅销排行榜，韩国媒体甚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桌上的大仙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喜欢我的课，要知道，那可是一门哲学课。”卡根说，他常常劝看过录像的学生不要选自己的课，因为他怀疑选课的学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在简历上写一句很酷的话，“我学过死亡”，“我的死亡得了A”。

　　后来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开车遭遇车祸。当两辆车就要相撞的时候，卡根说他立刻意识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错了，上课的时候说错了’。我意识到，原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死亡，而当死亡真的到来时，坐在讲桌上的那套逻辑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忆说。

　　最终逃过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动手修改他的论证逻辑。

　　事实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王一方开了一门叫做《中日对决与中日生死观》的课程，带着他的学生用生死观去反思现实的冲突，“哄”着他们去思考死亡的意义。

　　“你不要简单地做一个仇日派的愤青，你要去做个知日派，去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生死。”王一方说，“日本人的残忍、坚韧，都来自他们的生死观。”

　　不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并不讨所有人喜欢。每学期督导组来旁听课，都要跟王一方嘀咕，比如：“王老师你这样不行啊，你上次讲乔布斯去世，这次又讲曼德拉过世，这样不够标准化啊！你得按大纲来，算清楚每节课涵盖多少知识点，每个知识点依次讲三分钟……”

　　还好，同去听课的评课老师都力挺他。虽然哲学课“砍课砍得很厉害”，但他的课却得到了这样的评语：“不用改，这样挺好，就得这样。”

　　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

　　在讲了20多年《死亡与不朽》后，到明年7月份，陶国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大概是以为我要退休，以后就不上这门课了，这学期还没结束，下学期的课程现在已经选满了。”陶国璋说着笑了起来，“可是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还不想停下来。”

　　卡根也从教授“死亡课”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学生给他的评语。

　　他说，几乎每次“里面都充斥着一对对反义词”——既有“雪莱你的课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浅”，又有“雪莱你的课简直糟透了，我来上课真是浪费时间”；有人形容他“极有逻辑”，有人说他“毫无逻辑”；有人赞这堂课“妙语连珠”，也有人批评他“全是废话”。

　　“我的目标是，让你们在这里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我只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死亡’这个问题。”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他对“死亡课”的状态挺满意——哲学从逃课重灾区变成了旁听大热门，这已经是胜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在很虔诚地参与思考，寻找他们自己的“灵魂觉悟”。

　　“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而不是知识的灌输。”王一方说，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只要学生写篇文章，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不过，跟着他一学期后，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一张口就文绉绉的。临结课的时候，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背出史铁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从那次车祸恢复后，回到耶鲁的卡根非常希望见到那个同样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这个学生的病已经进入终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天生命。

　　学校专门派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到他家里，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毕业的消息。由于他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每隔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失去意识，院长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着每一次他苏醒过来，一字一句地为他宣读已经取得的成绩。

　　在经历了许多次昏迷和苏醒后，成绩单终于念完了。院长对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你获得了足够的学分，从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

　　不久后，这个学生去世，卡根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里，他第一次了解了这个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学生。他的同学告诉卡根，因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就像突然获得一天假释的囚犯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学习，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学的记忆。他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因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给每个学生评分时，在成绩单上又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名字。虽然知道他生前多么用功，可是已经去世几个月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期末考试，缺席了小组讨论，达不到《死亡哲学》课评分的许多项标准。

　　卡根说，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评分不及格。“没办法。”卡根说，“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于是，在这名特殊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上，他的努力和用功为他赢得了大部分课程的学分，但是在“死亡”这门课上，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他的“死亡”并没能得到一个A。记者 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