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章开沅批院士制度：已经变味甚至畸形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教授。记者何晓刚 摄

　　早在三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提出辞去与两院院士具有同等待遇的资深教授一职。前不久，华中师大党委书记马敏登门看望他时，章先生再次请辞，这也是他第4次提出这一要求。

　　88岁的章开沅先生为何执意要求辞去资深教授？请辞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深意呢？

　　昨天上午，这位著名历史学家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坦言：“有些东西不谈不行，学界痼疾和弊端无以复加，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一说。”

　　在30多分钟的访谈中，章老思维敏捷，侃侃而谈，完全不像一位已经88岁的老人。

　　记者：您什么时候有退休并请辞这个想法的？

　　章先生：2011年前我就想退休了。那时身体大不如前，有些力不从心，而我还享受资深教授的待遇，这不合理，压力很大。我早年曾参加过革命，是离休人员，想全身退下来，只拿离休工资。结果赶上全国轰轰烈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想退也退不了。连着开会，我病了两场，太太也跟着我累病了。我想，这下我可以退了吧。没想到，华师又要举行110周年校庆，如果这时候退下来，我怕引起各方不必要的猜测，只好作罢。校庆结束后，我再一次提出退休。前不久，马敏(注：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章先生的学生)来看望我，我再次提出退休问题。这一次，他们答应了。

　　记者：大家都希望待遇越高越好，科研经费越多越好，您也有条件终身享受这些待遇，为何主动放弃这一切？

　　章先生：这个制度本身就不合理。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年纪大了，力不从心，有些工作也难以胜任，怎么能继续拿高工资和津贴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将对我国的院士制度进行改革。对于改革，我举双手赞成。我应该有个姿态，带头自我革命，不当这个资深教授，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所推动，对改革有所推动。

　　记者：您认为我国的院士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章开沅：应该从根本上改革，像国外一样，只有荣誉，没有其他。现在的院士制度实际上有些变味甚至畸形了。院士的补贴并不太高，但兼职太多，有些人身兼数所大学的教授。高校引进院士也是不惜血本，引进费、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等动辄数百万元。院士是终身的，其待遇也是终身的，这个不合理。

　　记者：据您了解，国外对院士有些什么特殊待遇？

　　章先生：我有两个好朋友，都是院士，一个是法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巴士蒂，另一个是日本学术院院士、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在评上院士之后，我曾半开玩笑地问巴士蒂：“当上院士有什么好处？”巴士蒂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当然有，有一套院士服。”岛田虔次评上院士之后，他的收入没有增加，房子也还是以前的房子，没有什么变化。

　　我在台湾讲学时，结识了著名华人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7年后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要是在国内，那可就不得了，从国家、省、市一直到学校，都会给各种奖励和荣誉，包括房子、车子等各种福利待遇也少不了。但是，他获得的特殊待遇就只是一个车位！李远哲告诉我，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停车位一直很紧张，他获奖后，校方在停车场里划出一个车位，标注“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

　　记者：您退休以后，如何安排时间？

　　章先生：对人生重新做一些安排，歇一歇，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研究，然后会会老朋友，过一个轻松的晚年。

　　记者屈建成

　　【小资料】

　　章开沅，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开拓者

　　章开沅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曾任校长，是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先后应邀访问了东西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受聘担任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许多著名学术机构的研究教授或客座教授，其深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章开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论著丰厚，主要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他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活跃于国内外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中青年知名学者。

　　让学术头衔回归本真

　　章先生请辞一石激起千层浪

　　章开沅先生主动请辞资深教授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学者纷纷表达敬佩之意，也引发了大家对院士等特殊荣誉的议论。

　　华中师大博导严昌洪教授很感慨：“他是历史学家，对许多问题都看得很开，也看得更为透彻。”河南大学博导马小泉教授认为：“对于这一请辞 ，无论是‘挽留’还是‘荣退’，结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引发了人们对大学前途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厦门大学教科院博导别敦荣教授昨天评价，章开沅先生的“自我革命”令人钦佩，这是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但他也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学术特权和学术利益。

　　别敦荣说，在国外，院士就只是一种荣誉，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比如美国的院士制度已存在了100多年，美国科学院院士被认为是美国学术界最高荣誉之一。但只是证明其学术能力强，可以参加一些高级别的学术会议，除此之外和普通人一样，不享受任何生活待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多年来持续关注我国院士的学术特权和学术利益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核心，是院士头衔去利益化，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学术特权和学术利益，很难纯洁院士这一最高学术荣誉，也难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开沅先生带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