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改变他人更改变自己

支教队员邰桂龙在西吉平峰中学为初三学生上英语课。

　　刘 畅摄

　　在云贵高原：这人，这校，这座小镇

　　“我梦想，将来能回家乡行医。”

　　陈洪平，来自贵州息烽县九庄镇的山里娃，如今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在读的大一学生。他是该县恢复高考30多年考取国内名校的第一个学生，也是复旦大学研究生西部支教15年间，带出的第一位“学弟”。

　　陈洪平毕业的中学，名叫乌江复旦学校，是复旦大学援建的一所具备一流硬件设施的现代化中学。2006年，10岁的陈洪平进入乌江复旦学校就读，也是从这一年起，复旦大学每年都派出由2—4名研究生组成的支教队，在这所学校接力扎根，教书育人。从初一到高三，7批复旦支教队员在教授陈洪平各种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他的心中浇灌了一个“复旦梦”。

　　在这里，复旦的支教队员们做的可不只是教书，更是一场“乌江实验”——通过创建学生社团和学生自主管理等机制创新，试图探索素质教育在农村地区更好落地，让山区孩子能获得更多信心，确立自己的目标，做一个有尊严、有健全人格、对社会负责的人。像很多城市学校一样，乌江学校有跳街舞、现代舞等的舞蹈社和天文学会、手工制作协会等众多社团，学生每周一、周五有专门的社团活动时间；“复旦学声”广播台每日播报节目，涵盖时事新闻、校园动态、班级风采展示等多方面内容。新鲜活跃的校园文化活动，对很多山里孩子来说都是第一次接触。

　　改变命运的不只是陈洪平。时光倒转9年，乌江复旦学校原是九庄学校，一所九年制农村校，学生数不过1000余人；如今则是“脱胎换骨”的12年一贯制学校，学生数超3000人，教学水平挤进贵阳市中等偏上水平。有了第一个“复旦生”，乌江复旦学校更是名声“暴涨”，许多优秀初中生宁愿放弃县城中学而选择留在这里读高中，还有个别后进弃学学生又跑回来，申请继续求学。

　　3000多名师生聚集在人口不过3万的镇上，9批支教队员的持续驻校，每年还有与复旦大学学生交流、教师挂职等活动，甚至，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九庄镇。学校旁边有了热闹的新街。一位有28年教龄的老师说，从乌江复旦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些已经当了家长，他们的自身行为习惯、家庭观念、社会意识，“都不一样了！”

　　发自宁夏西吉的信：那些花儿，那些感谢和期望

　　“尊敬的小车老师，你好。你为什么只能给我们教一年的时间？我好想让你一直给我们教到初中毕业呀。老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和我说话吗？ 那时候， 我对人生疏，不敢说话。你走到我面前，用很简朴的几句话问我：‘你喜欢唱歌吗？喜欢谁的歌？你叫什么名字？’也许你忘记了，可是你的一言一语使我这个没有被老师呵护过的学生记在心中。你还给我机会让我批卷子，让我给同学们讲故事，你还会主动向我赔礼道歉。你给了我信心，让我的语文成绩渐渐提高。老师我会的，我会让你觉得你没白来这里，因为你至少让这些农村孩子感到了什么是‘爱’”。

　　这是一个叫高秀媛的六年级学生写给复旦第九批支教队员车智怡的一封信。这样展示着一颗年少的心灵因支教服务而悄然发生着改变的信，几乎每一批、每一位复旦支教队员都有。

　　“第五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宋瑞秋和牛念宗，通过家访了解到一名叫杨富雷学生家中父亲因车祸腿骨、腰骨骨折，原本一贫如洗的家负债累累，在县重点中学上高三的姐姐面临辍学，杨富雷的学习也直线下降。他们紧急向复旦大学求助，联系捐款，解决了杨富雷父亲就医的燃眉之急；宋瑞秋班上有一名叫黄金龙的学生，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名第一，但因为家中劳动力人手不够而要辍学，他们带着三个学生步行30里的山路到了学生家的地里挖土豆，感动了学生的父母，终于使他重返校园，继续学习。第八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余佳奇和朱湘在课余时间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清真寺阿訇讲授电脑课程，为王民乡政府维修电脑。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乡亲们一致的好评……”

　　这是宁夏西吉王民中学校长马虎山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服务十周年时，写给复旦大学领导的一封感谢信。信很长，除了这样的支教学生故事，还细数了学校“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前，王民中学校舍紧缺，基础设施落后，信息闭塞，教育资源匮乏，学生辍学率高、教育教学质量比较差……现在，王民中学成为全国首家‘宽带学校’；新建的学生宿舍解决了近100名学生住宿难的问题；2003年修建了花坛；2004年修建了新厕所；2006年栽种了‘复旦王民林’……”

　　1999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启动，复旦大学是最早响应团中央、教育部号召的16所高校之一。这一年8月，复旦大学由5名成员组成的第一批研究生支教团离开繁华大上海，奔赴宁夏支教，位于黄土高原最贫瘠地带的西吉县，是他们的首个目的地。

　　在支教开始的同一年，复旦大学团委就开始牵头举办“你支教，我助学”的结对扶贫助学活动，还开通网上助学频道，让更多人了解西部，支援西部；2001年7月，复旦支教的三个教学点之一、有80年历史的三合中学实现了高考上线率零的突破；2004年，第六批支教团员联系为宁夏捐建起一所希望小学；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的“乡村中学音乐教育”项目在三合中学和将台中学开始实施……

　　“在支教队员努力下，各界人士的‘雪中送炭’温暖了贫困山区孩子的心、家长的心。每当学生穿着崭新的衣服、拿着奖学金奋发读书时，我们感到三合中学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学校……”三合中学副校长、党支书张玉良这样说。他还将学校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归功于支教服务：“我们这里缺好老师，支教老师承担了高中主干课堂以及本校老师无法开的课程。扶贫支教是解决农村现有教育的一条最好的途径。”

　　我的青春我的团：“用一年时间做终身难忘的事”

　　——家访时，女孩子趴在我耳边问：“冯老师，你夏天穿裙子吗？”“难道你们不穿吗？”我问。“才不呢！县城里的人敢，我们不敢，村里人要骂的。我们夏天都穿长衣长裤，连短袖上衣都不敢穿。”听后我大为惊讶，肯定地说：“我会穿的。我还会送你们每人一条裙子，咱们一起穿。”此后，我真的送了我任课班级的女生一人一条裙子，她们很开心，并且告诉我在家偷偷试过了。我想她们和我一样都期待着夏天的到来。

　　这是2001年第二届支教队员冯艾支教日记里的一段记载。如今的冯艾，已是上海市教委一名公务员。今天回忆起支教生活，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中显示出的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变化，依然让她感慨。“十几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对我来说，已经从冲动和理想，变成了一种习惯，更成为了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家人以及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当初支教的学生，已经有五六个也参与了西部志愿计划，这种言传身教，薪火传承，让我对于志愿服务的心更坚定了。”

　　“用一年时间做终身难忘的事，我们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这样的话，在采访复旦支教队员时，几乎随时都会听到，俨然是一代代支教团的“共识”。

　　西部支教的条件很艰苦，十多天不能洗澡，土豆是家常便饭，徒步20公里家访，赶集时“抢购”白菜、鸡蛋等“稀缺物资”，还有工作不顺、想家而情绪低落的时候……但那种纯净天空下自在成长的快乐与“被人需要”的自豪感，更为强烈。

　　“当我站在黄土高原的三尺讲台上，每句话都有那么多孩子在听、在相信，当我意识到每句话都可能影响别人一生的时候，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更加脚踏实地，也荡涤了我身上的浮躁气息。”2011年在宁夏西吉三合中学任教的第十二批支教队队长申宸这样说。

　　在西吉，曾有一位当地妇女一眼就认出申宸是上海新来的研究生老师，理由是他“跟10年前在当地支教的上海学生气质一模一样”。这次偶遇，让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的申宸生出当教师的理想来：“如果10年了你还记得一个老师，足以说明这个老师给你产生多大的影响。”

　　“一年时间会过得很快，你们总是要回到学校的。但一旦确立起为民族、为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你们的西部支教就没白来。”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曾在致第六届支教队员的信中这样写道。

　　第一批支教团有团员5人，如今，复旦的西部支教已发展到了宁夏、贵州和新疆三个点，每批20人的规模。每年的西部支教队员选拔，因为报名者踊跃，都要经过激烈PK；即使未去亲身支教，支教服务也已成为复旦所有学生都熟悉的一个项目。复旦邯郸校区有6座教学楼，西部支教团则被称为“七教”。

　　更多的影响还在延续。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复旦大学毕业生选择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以2014届毕业生为例，目前已有131人赴西部就业，比去年同期多了20%；毕业生参加各省市基层选调生、村官计划报名人数超过300人；毕业生进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战略产业和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毕业生数量超过60%，进入航空、航天、核工程、电子科技信息等重点引导单位人数同比上升了31%。(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