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十年，认真打量这座城市

　　洋槐花又开了。家妮惊觉她来北京已经整整十年。那是十年前的夏天，北京的洋槐花正开得绚烂，白色小花一簇簇地缀在深绿色的树冠上，就像夜空绽放的礼花。那天中午，北京热浪滚滚，蒸腾的热气扭曲了马路上的车辆和人流，家妮穿着白色长裙站在中关村海龙大厦的阴影里，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这个曾经来过数次的城市。她才发现这个城市不仅仅有故宫、后海、王府井，也有拥挤的地铁、狡猾的中介和逼仄的出租屋。

　　但这个城市似乎有着巨大的魔力，诱惑包括家妮在内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这十年，家妮目睹着一些人来了，有的留下，有的离开。

　　闺蜜紫玉比家妮早一年来到北京。家妮为了来京从原单位辞职，而紫玉是工作调动。来北京前紫玉告诉家妮，等把北京的家安顿齐整，再把老公和三岁的女儿接过去。紫玉果然是女中豪杰，说到做到，不出半年，便携夫带女阖家迁徙上京去了。家妮到北京的第一件事自然是给紫玉打电话。然而，紫玉那边的信号断断续续，家妮只得挂了电话，等紫玉打回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年。半年中，家妮忙着租房子、换工作、和中介打架，应付家里的停电、跑水，适应夏天的酷暑、秋天的干燥。圣诞节前，家妮再给紫玉拨过电话去，那边已经成了空号。

　　偌大的北京城，家妮不知道从何找起。其实家妮知道若是想找还是能找到的，只是她听在老家的朋友说，紫玉在北京仿佛过得并不好，家妮认定紫玉是故意失踪的。老家用的那个手机家妮一直保持着开机状态，她等着，紫玉若想找她时，能一下子就找得到。

　　家妮来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看起来不错，在一家大公司，但家妮只是临时聘用人员，没有什么劳动保障，常年夜班，工作压力和正式聘用人员一样大，工资不高，还需要自己准备各种发票来兑换。一天傍晚，家妮从昼夜颠倒的睡眠中挣扎着清醒过来时，枕头上一缕齐整整的长发触目惊心，对着卫生间锈迹斑斑的镜子，她摸索到后脑勺上指甲大的一块光滑头皮。她遭遇了传说中的“鬼剃头”。一年后，家妮递交了来北京的第一份辞呈。

　　凭着在这家大公司工作的资历，家妮应聘到一家刚刚起步的小企业，当上了项目负责人。连续两次有计划的跳槽之后，家妮在来北京的第五年，贷款在五环外给自己买了个两居室，发誓再也不用和无良中介纠缠，再也不会在暴雨的夜晚蜷在床头看地板上渐渐上升的水面。搬进新房子的那天，家妮坐在床上黯然神伤：表弟要是赶到这时候才来北京就好了。

　　表弟来北京投奔家妮时，家妮刚到北京不久，薪水微薄，根基尚浅，帮不了表弟什么，出租屋狭小，只能安排表弟住在客厅的折叠沙发上。表弟是学声乐的，打算先去酒吧唱唱歌赚点钱再慢慢找工作。他向家妮借钱买了吉他和演出行头，每天天黑出门，后半夜回家，赚的钱还不够吃饭、打车用的。这样过了一个月，表弟晚上不再出门，原来试用期后酒吧不肯签约。家妮也不敢细问缘由，只猜测表弟吃亏在外形不够俊朗，在学校学的民族唱法不太合观众的胃口。表弟在家闷头睡了几天，又开始在白天打扮整齐出门，有时候回家早点儿，有时候晚点儿。家妮问了几次，他才说去公司应聘，都因为他的专业，人家连简历都不肯收。他有时候站天桥上发传单，有时候在北影门外等着群众演员的活儿，一旦选上一天给50元，还有盒饭。大学本科毕业做这个，家妮想想也觉得心酸，又不好说什么，只是劝他注意身体。临近春节，表弟在老家的女朋友一天三个电话催他回去，表弟向家妮借钱买了车票。送表弟去火车站，临上车，家妮问：“过完节，哪天回来？好接你去。”表弟答：“再说吧。”看着表弟黯然离去的背影，家妮已经知道他不会回来了。表弟的吉他没有带走，和扮酷用的牛仔帽一起放在角落里，渐渐积满了灰尘。表弟还留下了一个简易的CD机和一整本的CD，有时候家妮也会拣一张CD放来听，腾格尔的歌声在空房间里蓦地响起——“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这是我的家我的天堂……”故事的结局还算圆满，表弟回老家后在当地一家企业应聘成功，后来又跳槽到一个大公司，事业渐渐有了起色，买了房，结了婚，生了个女儿。女儿蹒跚学步时，表弟带着媳妇和女儿来北京旅游，住在离家妮住处不远的宾馆。一起吃饭时，家妮问他还唱歌不，弟妹抢着答，唱啊，怎么不唱，公司年会时还是压轴的呢。

　　紫玉也在家妮来京的第八个年头终于联络上了。现在，偶尔，她们会坐在一起喝喝茶吃吃饭。紫玉气色极佳，讲话多了不少京腔，以前并不屑于打扮的她，如今总是精心描了眼线、涂了口红才来赴约。十年过去，家妮不仅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自己的房子，也知道了“休息”的“息”需要轻声读，东直门的“门”决不能有儿音，说“东四十条”时应该“东四”、“十条”这样断，而不是“东”、“四十条”，可家妮还是没法认定北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感觉上，自己仍是一个过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打一张车票，转身离去。

　　在来京十周年纪念日的那天晚上，家妮还是买了个奶酪蛋糕，约了紫玉到家里，开了红酒来庆祝。微醺之际，她对紫玉说：“有了北京这十年，无论再把我送去哪里，我都能立地生根，紫玉你信不信？”（小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