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劳动何以蹚出人生新路

　　未来阶层分化可能不是贫富分化，而是“动机分化”，即有足够自我动力的群体和缺乏自我动力的群体判然有别。

　　教育部日前发布《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由总共92条规定构成。《标准》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给予特别关注，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生活本领”，有两项规定直接同劳动相关，要求学校“适当布置学生家务劳动，培养劳动观念，掌握初步劳动技能”，“为学生在校园内参加劳动创造机会，采用‘校园加农户’等方式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卫生保洁、绿植养护、种植养殖等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劳动”。

　　《标准》的92条规定，涉及面很广，像“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保证小学生每天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眠”等都被列入其中。应该说，这些都是为学生减负、关注学生个性发展，推进素质教育的有益之举，舆论肯定居多。有意思的是，《标准》意见分歧最大的却是关于家务劳动的规定：学校方面普遍表示欢迎，只是希望更具可操作性；学生本身愿意，但对家长支持不抱乐观态度；家长则反对者居多，理由出奇的一致，“作业都来不及做了，还做家务，更不会去学农”。

　　家长如此反应本在意料之中。近年来学校教育中存在一种诡异的悖离。随着人口高峰退潮，中国学生的高考录取率持续走高，理论上应该让家长们的紧张心理有所缓和，但现实并非如此。同样，在“用工荒”越演越烈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越显困难，理论上应该引发家长对“应试教育”的反思，可现实也并非如此。相反，越来越多的学生为几所“高大上”的名校挤破头，似乎家长完全以挤上巅峰大学作为解决孩子人生一切问题的唯一出路。教育意愿如此钻牛角尖，再要让家长同意孩子学做家务，更不用说学农，那只能叫“自讨没趣”了。

　　对家长反应如此悖理，舆论很容易归之为其人价值观有问题。但如果好好做次调查，看看在“反对孩子做家务”和“家长社会地位”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或许会有意外发现：可能越是现在忙于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家长，越是反对孩子参加劳动，因为他们在给孩子设计人生道路时，多以自己人生作为反向参照。所谓“价值观混乱”实际映衬出残酷的生活逻辑：劳动者既然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不认同，当然不会再把会劳动视为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相反，跳出“劳动者身份的社会遗传”，才是身为劳动者的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也是他们自认为对孩子最大的负责任。

　　对于如此扭曲的推理，公众应有似曾相识之感：在贫困地区，穷孩子拼命读书只是为了有朝一日离开“穷窝”，这不是基于同样的情愫和心态嘛？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决定前途”的说法能成立，那为走出劳动者的家庭“宿命”而只专注做习题，不分心做家务，又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呢？

　　所以，在批评家长们价值观“错乱”之前，必须重温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定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让劳动者认同劳动，并愿意让孩子掌握劳动本领，必先从恢复劳动的地位和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做起，否则无助于改变家长“不正确”的“三观”。

　　说到这里，又不能不提及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与普通家庭不认同劳动，甚至不认同全面发展不同，一些身为成功者的父母却越来越意识到只会做习题的孩子不但难以成功，更可能失去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丰富，所以，跳出应试教育的窠臼，走一条自我发展、全面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少成功家庭为孩子设计的成长策略。不要说做些简单家务，更复杂的事情，更需要个人专注、自制和持续努力的事务，都已成为孩子的“家庭作业”。

　　上个世纪，扶贫专家在帮助贫困人员脱贫时屡受挫折，最后归结为存在着非经济因素的“贫困文化”。类似地，当下国外已有研究者提出，未来阶层分化可能不是贫富分化，而是“动机分化”，即有足够自我动力的群体和缺乏自我动力的群体判然有别。如果这个概念真有预测力和解释力，那追求全面发展和为了实现全面发展而全身心地、充满愉悦地投身体力劳动，是否也是自我动力的表现，而只知道“做习题”，除高考尤其是考上名校之外心无旁骛，正好是被他人导向，最后无法养成自我动力的表征？如此岂非意味着，不重视孩子劳动的家长正在为孩子挖一个会让他们走不出人生新路的深坑？

　　(■顾骏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