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资格：从“泛审批”转向“严监管”

　　社评

　　□华西都市报评论员李晓亮

　　退出事前审批，不意味着对行业放任不管，而是要在市场之外严加监管，一旦发现资质不良，祸乱市场的搅局犯规者，就必须以严苛的惩罚性举措来纠偏，倒逼市场准入时行业自律资质自审。

　　这是一个颇值欣喜的转变：“人社部：无法律依据准入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消息其实早已放出，截至八月底，国务院已取消了房地产经纪人等11项职业许可事项。(8月31日《新京报》)

　　简政放权，大力取消重复低效甚至无效的“事前行政审批”，改为向“事后严苛监管”迈进的改革思路，越来越明确。在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和非行政许可”之后，“职业许可”的规范之路，也逐步提上日程。仅今年已分两批取消58项职业许可事项，11月份还将再取消一批。预计明年基本完成此项工作，届时考证乱象有望改变。

　　李克强总理此前强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而从取消非行政许可到取消职业许可，精简行政审批，恪守权力边界，正是完成从管控到服务，从审批到监管的转身。也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并以此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取消资格许可原则是，“无法律依据，一律取消；有法规依据的，如与国家、公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管理的，将建议修改法规后，予以取消。”听着有点像“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其实刚好相反，是“没困难的要取消，有困难的解决了困难再取消”。

　　这个原则和方向，很明确也很对路。“法无禁止即可为”，是针对个体和社会组织而言的一项基本权利；相反，针对政府公权力，则是“法无规定则不可为”。之前那些冗繁复杂、重复低效的行政或非行政许可、职业许可，恰是一些机构设定的“制度寻租”牟利圣器。条条框框，沟沟坎坎，都事涉行政审批、许可认定，其实就是一道道人为设限，一条条只为收钱。寻租空间巨大，而相应监管却几乎没有。

　　除了公权腐败层面，这样过度过频的低效审批，和高成本行政运作，对社会最大伤害是大大拖低社会运行效率，拔高了运行成本。且，对市场公平效率和法治精神的戕害，也都是无形且巨大的。中央多次强调，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正切中上述时弊。

　　希望在行政审批设限方面，政府力量能退出得更彻底，就以职业资格许可为例，退出事前审批，不意味着对行业放任不管，而是要在市场之外严加监管，一旦发现资质不良，祸乱市场的搅局犯规者，就必须以严苛的惩罚性举措来纠偏，倒逼市场准入时行业自律资质自审。市场有自净功能，政府只需从之前泛滥的审批退回到应有的公正严苛的监管角色，就能坐观市场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规范进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