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大学生偷窃莫做标签式解读

　　顶尖大学究竟需要招录什么样的优秀生源，仅仅考虑智力因素吗？非智力因素究竟如何考量？健康的人格培养、优良的职业精神培育究竟应该如何落实？

　　《京华时报》报道，北大法学院一名前学生会主席因偷窃获刑，公众一片哗然：一方面，当事人身上具有被社会标签化了的“高大上”精英光环，出自顶级名校，所学专业为法学，同时还是法学院中的学生干部；另一方面，当事人身上又凝缩了草根人物的身份特征和自卑心态，出自寒门，在精神与物质、亲情与爱情、现实与理想等多重实际性的结构悖论中陷入迷茫与困惑。

　　按照社会普遍思维，如果没有发生盗窃事件，公众毫无疑问会将当事人身上这种巨大的差异作为励志的标本而赞誉，会将当事人的故事作为靠个人奋斗实现“寒门出贵子”一类的阶层上升流动佳话而被广泛传播。然而，不幸的是，当事人盗窃了，凝缩在他个体之上传奇式的身份张力不仅没有使他的故事传为佳话，反而加剧了公众对中国顶级大学人才培养的责难，对法学教育和学生干部的质疑，同时也刺激公众对当代校园爱情展开反思，对寒门学子现实的生活困局展开讨论。

　　通过这一极端个案进而妖魔化北大这一类中国顶级大学的人才培养水平，进而试图彻底妖魔化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整体培养水平，显然带有强烈情绪化，并非客观理性。事实上，盗窃案件中新闻媒体煽情化和标签化的剧本式写作目的确实很值得怀疑，如媒体刻意将当事人的女友描绘为一个极端物质主义的女人，但却又不经意透露出当事人在被分手之际为爱情断指而使女友不再提分手的事实，可见，事实或许还有另一面：女友可能并非是只注重物质，当事人笼罩在自己偏激的自我世界中，认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变本加厉疯狂盗窃。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想，但核心是提醒公众，目前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并非全面客观，需要审慎思考几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其一，究竟是当事人本性中固有的偏执性格害了他，还是大学专业教育的不力害了他？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形成了偏执性格？其二，顶尖大学究竟需要招录什么样的优秀生源，仅仅考虑智力因素吗？非智力因素究竟如何考量？单向度的学业成绩考试真的是招生考试中唯一公正可被信赖的吗？顶尖大学究竟应该如何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培养、优良的职业精神培育等抽象培养目标究竟应该如何落实？其三，大学究竟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个体辅导？比如，内容上能不能增加两性教育内容，同时突出物质观、爱情观、价值观和心理咨询等多层面教育。其四，研究生教育对于不同个体而言究竟应如何抉择？是不顾家庭实际困难非要及时就读，最后将研究生教育仅仅当成“镀金”的历程而扼杀了真正长远的职业前途和学术生命？还是将研究生教育当成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自然环节，在有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和社会阅历之后再接受呢？其五，社会在反思中还需要更为宽容和理性，在宏观上需要健全制度，真正解决国民收入结构性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困局；从中观上，需要给犯罪改过者真正重头再来的制度性机会；从微观上，需要健全更为理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福利，以真正帮助社会底层群体和弱者。

　　(■李涛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