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八成中小学校长走上讲台引发关注——

　　制定校长进课堂的考核标准，明确每学期20堂课的“底线要求”，检查校长上课的课表和听课记录，开展专题式的课程领导力培训……如今，在上海市奉贤区,“校长进课堂”成为校园中最热的话题。

　　上海市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杨连明告诉记者，经过1年多的努力，该区60多所中小学的校长、书记在一线上课的已逾八成，其中20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书记上课的比例已高达95%。但是，随着推进的深入，“校长上课与教师上课该有什么区别”、“校长上课越多就越好吗”、“如何处理好教学实践与学校管理的关系”、“走进课堂是否意味着就能领导课程、指挥教学”……这些问题却引发了校长们更大的关注与争鸣。

　　从进课堂中尝到甜头

　　用华东师大教授、上海市名校长基地负责人陈玉琨的话说，现代校长能力正在呈现两方面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校长们的组织能力、社会交际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增强了；另一方面，其指导课程建设能力、指导课堂教学能力却变弱了。“学校推进课改的进程怎样，课堂教学应作哪些变革，学校应提供哪些保障，如果不深入课堂，这些问题便无法很好地回答。”杨连明说。

　　而与许多远郊区县一样，上海市奉贤区面临着一大困扰：全区4800多名专任教师中，职初教师的比例超过1/3，且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全面提升质量的任务极为繁重。“质量要上来，校长就一定要下去”，面对亟待提高的教师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奉贤区开始大力推动“校长进课堂”。

　　被“赶”进课堂的校长开始从中尝到了甜头。“没有对教育对象真实现状的准确把握，坐而论道式的指导引领，校长的管理行为、管理决策就难免会有失偏颇。”曙光中学校长蒋东标发出这样的感叹。

　　奉贤区实验中学校长陈琳则在听了起始年级一个备课组4位教师上的同一课后，对4位教师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比较。当她在课后召集4名教师，就课题引出、问题设计、师生互动等问题进行沟通后，4位教师都觉得受益良多。陈琳说：“这样的互动，对我和老师们的触动都很大。”

　　校长是教师更是管理者

　　虽然进课堂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但校长们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担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做到上课和管理两不误确实很难。”弘文学校校长施文龙认为，主张校长进课堂，并不是说校长的主要工作就是上课，更不是说校长进课堂仅仅是为了上课。

　　“ 校长并非上课越多就越好，关键是必须明确进课堂的目的，校长上课课时量过多，有时会适得其反。”景秀高级中学校长蒋耀龙就曾见到过这样的状况：有的校长承担了大量课程后，却忙于学校管理，而对所任班级教学照顾不周，经常出现一节课调换几次，有的到最后只得让其他教师代课甚至缺课，使学生学习严重缺失了系统性、连贯性和稳定性。“校长需要上课，但一般每周上课的节数在工作量的1/4以内为宜，必须保证校长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学校的教学管理。”蒋耀龙说。

　　“ 校长首先是教师，但本质应该是教育管理者和领导者。”施文龙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校长除了亲自上课获取实践体验外，还要把更多时间、精力花在学校课程教学管理系统的构建上，要充分运用管理手段，带领大家走进课堂，研究课程教学，真正行使课程领导权、教学指挥权、教师评价权。”

　　发挥校长的课程领导作用

　　那么中小学校长究竟应以何种方式走进课堂，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课程领导力呢？

　　四团小学校长胡爱花尝试以研究者和示范引领者的身份进入课堂，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教学发言权和领导权。针对四团小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现状，她为自己确定了不同阶段课程的观察点。如第一阶段观察教师的课是否讲正确了，学生是否在听老师上课。第二阶段，她带着团队去听课，观察教师的课是否讲清楚了，学生学习是否有兴趣，并开始参与教师每周的教研活动。然后开展了全校性的课堂教学评比。第三阶段，她观察教师是否能运用适当的现代化媒体手段开展教学，学生在课堂上是否有表现的机会，并开展了全校范围的优质课展示。一年下来，使该校优质课的比例从10%上升到50%。

　　“校长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实践者，更是课程的领导者、教学的管理者，要善于带动大家。”施文龙说。从去年起，他开始在全校实施教学策略改进计划。为了带领全体教师共同研究教学、共同破解难题，他带着学校6位行政班子成员为全校教师上了初中和小学语、数、英各3节公开研讨课，并开放课堂让全校教师都来听课，还进行了分学科的评课研讨。施文龙高兴地看到，教师们在平等坦诚积极进取的对话中明晰了理念、学到了方法。

　　在深入的实践中，蒋耀龙对校长进课堂的功能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一是调研性上课，校长上课应该比一般教学多一个目标，那就是有针对性地去调研，这样才能使制定的教学管理措施更具实效性。二是诊断性上课，应准确判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三是研究性上课，校长上课时必须结合校情、教情、学情，研究怎样将先进的理念融入到教师的课堂教学中去。

　　-本报记者 计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