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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教育经费可以，但必须把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均分到受教育者手中，让他们决定钱该花到哪里，而不是送万名校长出国考察

　　文/薛涌

　　教育投资少、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当今民生一困。最近中央政府提出把教育行政经费提升到GDP的4%的目标。随后，一位教育部官员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国计划在未来三年组织“上万名”中小学校长到国外培训，让他们去了解国外的基础教育是怎么让孩子们更加快乐地学习的，可以从中找到为中小学生减负等方面的经验。

　　在我看来，这个计划可能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经费，而且会加剧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公。

　　为什么说这是个浪费钱的计划？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出上万名能够有效地观察国外基础教育的校长。实地观察国外的中小学教育，不仅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而且往往要有当地的生活经验，知道学生在家庭、社会中的生活状况。计划去的几个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和欧盟等，都是生活费用最高的地方，而且语种的要求也非常多样。

　　举个我个人的例子。我本人在耶鲁接受了三年左右非常严格的日文教育，并且到日本强化学习了一年。如果把课程的数量和质量通盘考虑，恐怕不下于现在重点大学日语专业学生的训练。但是，如果让我到日本中小学观察学习人家的教学，我绝对无法胜任。我能胜任的也许是观察美国的教育，因为毕竟我是在美国拿了博士、教书数年，而且自己的孩子也在美国小学读书。试问：中国有多少中小学老师，有一门外语能够达到我日语的水平(即大学外语专业的水平)？要知道，这样的水平上街买东西没有问题，在家读读书没有问题，看看电视也许勉强，但要看懂人家的教育技巧和效果几乎不可能。

　　要知道，实地观察国外基础教育，考察怎么让孩子更加快乐地学习，比起在大学听课可能还更难一些：你不仅要听懂老师讲课，还必须观察孩子的反应，否则就无从印证其教学效果。这后一点非常难。因为孩子大多不愿意和陌生人聊天，对外国口音的听说能力比成人差得多。孩子中各种文化暗语非常多，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在国外亲身养过孩子的人，很难进得去当地孩子的世界。老实说，即使一个外语能力达到研究生专业水平的中小学校长，坐在国外的中小学课堂也可能和傻子一样，是否跟得上老师的讲课且不说，即使听明白了，也很难懂得哪个学生吸收消化得好、哪个学生有压力、哪个孩子产生抑郁厌学的情绪。更不用说对这些不同的学习效果深化分析了。所以我们可以预测，万名校长出国考察的效果了。

　　再者，中国义务教育最迫切的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公平。目前农村许多中小学生人均教育行政经费才三五百块，一个校长出国考察一个月，以5000多美元算，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呢。最后能去的，肯定都是城里重点学校的校长们。

　　我们不妨计算一下：万名校长，3万多人民币的一个人次的考察，那就是3亿多人民币。如果贫困地区的孩子人均教育行政经费是500元(实际还远远不到)，这笔钱就相当于七八十万孩子的教育行政经费。请问，这些孩子谁来管？

　　在美国的中小学，一个孩子身上每年的教育投入平均接近1万美元。而且美国教育界整天嚷嚷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纽约时报》也刊登过不少欧洲的成功例子。但即使如此，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老师校长公费出国培训的。中国孩子的人均教育投入是多少？大概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吧？但是，中国的校长怎么花得起美国校长花不起的钱？

　　快乐教育不是不应该学。但有便宜得多也有效得多的办法。比如，请有关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翻译一些国外的专著。这并不会大量消耗中国宝贵的教育经费。放着这些事情不做，却搞起不可能有效果的出国培训来。如果教育部如此花钱，那么纳税人就应该质问：是否应该把教育行政经费提高到GDP的4%？

　　我一直主张，教育经费少仅仅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追加教育经费可以，但必须把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均分到受教育者手中，让他们决定钱该花到哪里。中国的中小学，还是以农民和民工等弱势阶层的子弟为主。这些孩子的家长，有几个会支持国家拿出3亿多送校长出国？他们的发言权在哪里？在现有体制下，要防止权势、强势集团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有钱往自己身上贴，而不是往学生身上花的冲动。★

　　(作者为美国Sulfic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