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有文化教养的人。亚理士多德认为，教育不仅仅在于完成一种职业训练，更在于使人摆脱“卑陋”的习性，提升德行和操修，追求善的生活。现代文学先驱洪堡认为，“人的真正目的，是使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现代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知识体系的划分日益复杂纷繁，许多学校开始变成技术人才的短期培训基地，受教育者的知、情、意或德、智、体往往很难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心性和德行培养往往被忽略。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剑桥大学斯诺爵士撰写的《两种文化》一书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导致人文教育的危机。于是，学者们纷纷倡导“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以补充专门教育或技术教育的不足，着重培养学生的公共美德。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潜心古典学问是成为有教养的学人的唯一途经。”经典文化是人类精神、智慧和知识的精华。《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书”，便是涵蕴常理常道，教导人生常则常行的书。经典确立的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应遵循的常道、常理、常识和常法，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经典告诉我们生活的基本意义和人生应积极追求的价值。今天，我们教育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恰恰就是我们远离了基本的常道、常理、常法，比如诚信、公正、善良、宽容、无私、勇敢等。从鲁迅那代人开始就把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作为知识分子奋斗的基本目标，到今天，必须承认我们还需要继续他们的工作。

　　倡导经典训练并非是回到旧式的教育禁锢中去，而是要我们不要因实用和功利的现实需要而放弃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精髓，忘记教育首先是“教化”。朱自清认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用作家巴金的话说，就是用我们丰富的文化宝库，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提升人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文学经典教育的基本目的和传统。现在的学生容易盲目地追求工具理性，把一技之长和社会实用性的知识看作是学习的全部，忽视内心情感和德行的培育，无法调整心灵的失衡、焦虑和痛苦，难以应对社会和人生中的各种困境。在许多学生看来，只要外语、计算机和专业知识学好了，似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连中文系的大学生也会经常问老师：学习《诗经》、《楚辞》有什么用？背那么多唐诗宋词干什么？或许，它们对于我们当下找工作确实帮不上什么忙。可是，当我们在人生中碰到不幸、挫折时，面临公与私、义与利、荣与辱、生与死的取舍时，电脑会提供答案吗？机器能解决问题吗？但文化经典却会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作家白先勇说得好：“要说文学经典有用，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投射、一个根源。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们这个民族将多么苍白；如果没有福克纳的小说，美国的精神文化就缺了一个大角；英国若少了莎士比亚，简直不可思议。……文学经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有了文学的教育，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看过、看通、看透《红楼梦》的人，的确要比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高出一截。……文学教人懂得欣赏美。如何看夕阳，如何看月亮，如何看花开花落，潮来潮往？什么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什么是 ‘一江春水向东流’？教人如何用诗人的‘眼睛’去看大千世界。”科学、技术只能解决“真”的问题，“美”和“善”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和伦理、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知识和修养。托尔斯泰早就讲过：科学是另一回事，它不能给我们人生中的大问题提供答案，这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生活。科学只能提供给我们一种手段，手段不能代替人生幸福和生活意义等目的，就如金钱只是我们走向幸福的桥梁一样，人不能栖息在桥上。忘却了经典的人往往南辕北辙，在流行歌曲、肥皂剧和各种流行文化中去寻找精神慰藉，除了得到暂时的发泄外，极易成为商业文化的俘虏。虽然文学有制造快乐的功用，但伟大的作品通过快乐要教会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美；文学有宣泄人情感的功用，但伟大的作品净化我们的情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善。

　　经典不是远离我们的历史教条，倡导经典教育更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经典使人深邃而卓越，它们维系着人类文化的命脉，是点燃人类高贵精神的火种。经典是活的，经典的价值在于可以无限地产生新的价值，不断为今人的困境提供启示，为我们确立生活的楷模和意义。著名学者吴宓概括了经典教育的作用：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我们不要因实用价值而抛弃了精神价值，不要用急功近利之心取代“希圣希贤”之志，人不是工具，不是社会机器上的零件，应该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德性而非甘于卑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听命于意见摆布的人，践行伦理而非恣意而为的人，能够面对世间那些根本的冲突，担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后果的人，而不是寻觅教条的避难所来推卸和逃避责任的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