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某君因博士论文抄袭遭网上曝光，经有关部门查实，取消了已经授予的博士称号，被人们戏称“摘帽博士”。对此，他愤愤不平，怨气满腹，又不便在大庭广众中发泄，只好到老朋友我这儿发发牢骚，以解心中之气。这一篇牢骚话，尽管火气有点冲，语言不那么雅，思想不那么顺，道理不那么通，但其思维颇有深度，视野颇为广泛，十分耐人寻味。我原封不动作了记录，征得本人同意，公之于众，也许不无益处。

　　正文。取消了我的博士称号，我认倒霉，谁让我不走运，撞到了枪口上？但我想不通，不服气，不买账！

　　现而今，“文抄公”遍及全国，遍布各个行业，可以说，没有一处是干净的。而且剽窃抄袭的胆子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大家都干，“天下文章一大抄”，为什么先把我拉出来示众？我不过是个小人物，比我高的大的抄袭者一抓一大把，仅近期传媒披露的，就有教授、博导、院士、大学校长、出版社大佬等等。西南交大、辽宁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云南中医学院等一些学校的校长、院长级人物，都被曝光涉嫌抄袭。更有甚者，广东一所大学的校长，抄袭的竟然是自己博士生的论文。作家刘心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硬被按上了一部低劣丛书的主编位置。《知音》杂志因伪造事实，虚构情节，被作家毕淑敏、周国平、史铁生痛斥。而我的论文抄的都是公开的报章杂志的文章，其内容只占我论文的不足五分之一，不像他们那样或百分之百“拿来”，或找“枪手”代笔，或“挂羊头卖狗肉”，是彻头彻尾的不劳而获，一群不折不扣的“剥削分子”。老实说，和这些“大鳄”比，我不过是条小虾，还没有贱到他们那样地步。

　　光说学界的剽窃抄袭，为什么不说政界？政界有过之而不及，更加普遍，更多花样，更为赤裸裸，更是把耻辱当光荣！且不说讲话报告是你抄我、我抄他，有的只字都不差，特别是穿靴戴帽已固定化。前几年的“三讲”检查、“三个代表”学习总结，几乎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少人是从网上抄的“范文”。更令人气不平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头头脑脑，两年前还说是“夜大”学历，现在一跃而为“硕士”、“博士”，他们的论文有几个是经过寒窗苦读，亲自动手动脑写的，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批是“秘书”代劳、部下“特供”的。你不信，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几个够格的？“摘帽” 的首先应当是他们而不是我。说白了，我还是跟他们学的呢！没有他们领头，他们做榜样，我哪敢冒那个风险，干那种见不得人的鼠窃狗盗之事呢！千不怪、万不怪，就怪我跟他们跟得快。

　　光讲我的失误，为什么不问问我的苦衷呢？我“读硕”“读博”容易吗？要知道，我的小命是捏在导师手里的，能不能“过关”是他说了算。他让你往东，你就不敢往西，他让你每天干杂务，为他的专题研究找资料、查事例、抄书报，你敢不干？他让你为他家里买菜、陪他孩子学习、送老人看病，你也得“高高兴兴”地去办。哪里是什么博士生，完全是个导师的“打工仔”，哪有时间研究自己的课题！还有些规定也不起好作用，比如“读硕”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5000字以上的论文，才有毕业资格；“读博”的要求就更多了。你知道，现在要发表文章是很难的，水平太低当然不行，即使高水平，如果没有“门子”，不会使用各种“手段”，也上不了版面。苦就苦在必须向许多家刊物的编辑请客送礼，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花钱不说，得占用多少精力？不得已，只好找捷径，去当“文抄公”。实际上，我的违规行为，导师已心知肚明。他为什么不哼一声？原因是可想而知的，他要不许我抄袭，我哪有时间给他“打工”？想来想去，我“摔跤”主要是环境和体制造成的，怎么能完全怨我！

　　其实论文的作假，早已超出了“抄袭”这个初级阶段，向社会化、产业化发展了。不少论文已成商品，进入了市场。一些代写论文“公司”，也悄然从地下转入半地上。“广告”公然登在网上，收费明码标价。花钱买论文，如同进商店、超市买商品，可任意挑选，讨价还价。有些“公司”，不仅管论文的供应，还提供收、审、发稿“一站式服务”，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造假的“枪手”，也从兼业逐步向专业发展，形成一支庞大的收入不菲的队伍。我的一名师弟，早已把“读研”当作“业余”，把代写论文作为专业。其生产方式，也已由“单个作业”变成“批量生产”。月收入从几百元到几千元，正向万元推进，他的网名是“一醉方休”，你不信，可上网去查。我要是当“枪手”，肯定比他强得多，收入比他高得多。他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群体性作假，大把大把捞不义之财，我的问题又算得了什么？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觉得不公平，咽不下这口气。为什么对于权利市场化、学术商品化、作假产业化、“枪手”职业化等等等等视有若无，对我这个“小人物”的“偶然失误”却如此手硬，“公道”何在？呜呼哀哉！

　　结语。某君的这一顿“鸣放”，是耶？非耶？是是非非。不过倒让我想起一句名言：人间事，一旦与名利沾边，如霉菌染身，就有变味、变质、变烂的可能！任 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