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错误躺在那里14年，等到总理坐到课堂里才被发现，总理挑出的哪里是一个错误？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寂寞”！这应该算是教育界的耻辱，我们期待教育管理部门能知耻而后勇，能够举一反三，认真研究当前教材出版的混乱问题，积极寻找对策完善制度，从而避免此荒唐的错误接二连三。

　　9月 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学听课时指出了地理教材中的错误。该校选用的地理教科书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据了解，目前中学地理教材至少三个版本，对“华北区”描述不统一。但专家表示：不管怎样，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不对，尤其是将甘肃划入华北很荒唐，因为从地域、地理、经济等方面来看，甘肃都跟华北比较远，只能划入西北或者西部。(9月10日新华网)

　　有人开玩笑，说拿这样的错误“考验”总理，简直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要知道，总理可是学地质出身的。其实，就这个错误而言，早已错到爪哇国去了，其荒谬性、离谱性，根本就不需要地理学相关专业才能分辨。据报道，这个版本的教材，是从1995年秋季起就开始使用的———“毁”人不倦已经十四个春秋。就这么个明眼一看就不对劲的错误，为什么堂而皇之地躺在教科书里14载，寂寞地等着总理来挑错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现在出教材的人责任心大不如以前了。曾几何时，编写教科书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教科书里说的” 那几乎就等于是真理；又几何时，事情起了变化，教材多起来了，也“滥”起来了，什么错误都能出现，“教科书里说的你也敢信？”辽宁有位退休教师，竟然能在全国通用的中学历史教材中找出600余处错误；湖北有个退休教师，对司法考试教材的错误百出忍无可忍，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对于被揪出来的错误，出版教材者并不深以为耻，要么表示“知道了，重版纠正”，要么压根不理，“这只是学术争论，谈不上出错”。

　　缺少责任感还只是表象，更多的问题在于 “利益”二字。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的，很多出版社打着“百花齐放”的幌子，组织地方教育官员或学校教师编教材，然后通过行政权力或者学校包销，基本等于强行摊派下去。不但编写粗枝大叶，审查也非常随意，几个评委就要审查几十本上百本教材。“百花齐放”的幌子下躲藏着一群趋利者。笔者已经听过多名教师、学生讲，不仅教材错误常有，其他的学习资料更是错误百出，闹出的笑话层出不穷。而这些东西的选择权，又根本不在一线老师和学生的手里，教育局层面摊给你什么，你只能接受；满眼荒唐字，你也只能苦笑一声，默然无语。

　　我不相信总理所发现的错误，老师学生们谁都没有发现，我只相信在现在的教材选用格局之下，发现错误的教师学生，并没有纠错的能力。据说被总理挑出错误的教材，是由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二部和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合作编写的，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包括教科书、填充图册、教学参考书和陆续配套的电教教材。一门地理课，包裹了多少商机！教育局的一个部门是否适合参与编这类教材，本来就值得分析，更耐人寻味的是，光一个北京市，一门地理教材就至少三个版本———总理听课的西城区用的是中图出版社的版本，海淀区的中学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还有的区县使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写的！我们的教材多元化，真的需要如此“各自为政”吗？每个区所选用的教材，又是由谁来作决定的呢？

　　教材是一个国家公民学习知识的权威蓝本，教材的好坏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它不但将影响一代人的知识正确与否，更重要的是，它首先给学生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不严肃、极为潦草的观念。我们鼓励教材的多元化，更要警惕市场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严格的审查机制、开放的监督机制、适当的追责机制、利益的规避机制、积极的纠错机制……当我们开放教材市场的时候，更需要有一套可靠的制度来保障这种“百家争鸣”不出现方向上的偏差。

　　教材绝对不出错，似乎也不可能，但出了错长期得不到纠正，这就不能“直把反常当正常”了。这样一个错误躺在那里14年，等到总理坐到课堂里才被发现，总理挑出的哪里只是一个教材错误？显然是一个错误的长期“寂寞”！这应该算是教育界的耻辱，我们期待教育管理部门能知耻而后勇，能够举一反三，认真研究当前教材出版的混乱问题，积极寻找对策完善制度，从而避免此荒唐的错误接二连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