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

　　难怪季羡林的离去令国人如此怅惘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难怪硕博成堆导师如麻的大学却日益充满铜臭。教授不当官行吗？失去的又何止是教学名师的荣誉。

　　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高校里的权力说起。评选包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在内的各种荣誉，首先要各高校推荐候选人，而推荐权掌握在各级具有行政职务的人士手中，其中部分人免不了要将自己或领导推荐上去。除了荣誉，在办学理念、教学管理、教师聘任、职称评审、科研立项等各个方面，行政权力无不渗透其中。

　　某种程度上说，目前高校的校长及各级领导确实在学术方面有所专长，可这些科研带头人做了领导以后，又有多少精力顾及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当荣誉、利益及学术发展空间都被利益阶层挤压，一线教师又怎能安心教学科研呢？很难想象，一个教授竞相当官的大学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只能滋生权力和学术腐败。

　　明确规定高校行政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各种有关教学荣誉称号的评定，本是教学名师评选的题中应有之义，科研项目和经费等各种资源向一线教师倾斜恐怕也早已写进许多大学的文件里，可为什么还会出现诸多怪现象呢？还是权力。不当官，教授说了也不算。

　　2008年7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因为加盟浙江大学而上了新闻，原因是浙大开展 “教授治院”的试点，让教授在一个学术权威机构充分发挥学术判断功能，对涉及学术评价的事务全部负责，比如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职称评定等。而校长、处长们，不过是一个协调服务的公仆。

　　我们都怀念大师辈出的时代，真正应该怀念的是那些滋生大师的土壤。“教授治校”并不是新名词，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蔡元培主政期间的北京大学莫不是教授治校，如此才催生出陈寅恪、邓稼先、杨振宁等一批大师，并孕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再看国外，美国的教授一旦担任校长等行政职务，就会放下科研和教学，潜心钻研教育，去为学校筹款，努力为学校营造成就大师的环境。

　　既如此，何苦为难校长教学科研，何苦委屈教授逐利争权，须知大学之大恰在大师，唯有尊师才能重教。 （宋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