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2009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与“深圳论坛”上，当谈到中国何时才能跨过户口指标这道阻碍人才流动的槛时，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刘延国认为： “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还在更多地注重在某一个地方找一个户口，我看这种观念有一些过时。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在一个城市发展非常成功，但他并不一定有这个城市的户口，这本身就带来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他还表示，年轻人要有开拓精神，如果等所有制度都完善之后，将会错过他的黄金时期。

　　没错，正如刘局长所言，有不少在一个城市发展得很成功的人不一定有这个城市的户口，可这一事实判断并不能顺利推导出“这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的价值判断。这正如在巨大的城乡差别面前，不少农村的孩子要“奋斗十八年”才能和城市的孩子“在一起喝杯咖啡”，不能说“奋斗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杯咖啡”就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吧？事实上，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把年轻人看重户口归咎于观念过时，但年轻人为何坚持这种“过时”的观念？有过在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求学经历的学子，都知道获得这个城市的户口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户口本身附着许多的福利和机会，比如，最集中体现在就业机会上。看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公务员考试严格限制考生户籍资格的做法，如果你有一个当地的户口，你首先会排除很多竞争对手而且有多次参与竞争的机会。

　　当然，不排除即便在如此机会不对等的情况下，许多没有当地户口的人，依然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样的比例有多大？在少数人即便有制度障碍依然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绝大多数在机会平等之下本应该脱颖而出，但苦于没有平等的机会而“黯然出局”的现象，而后者比前者更具普遍意义。

　　人的观念总是受社会制度的影响，观念过时意味着制度的过时，先有过时制度的引导作用，再有过时观念的应运而生。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还是一年胜过一年的公务员考试热，总是有人在价值层面批判，认为一流的人才应该致力于创造财富，而不是从事制定分配财富规则的公务员职业，可是这样的“应然”总会让位于现实中的“实然”。因为恰恰是现行的制度，赋予行政权力以太多掌控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在“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下，成为公务员当然会取代创造财富，成为一流人才的首要选择。

　　与刘局长所言恰恰相反，年轻人不是过时观念的守护者，而是过时制度的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富于开拓精神的年轻人由于制度的障碍，错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在不合理制度的“不断教训”下，逐渐放弃了自己当初的理想，把自己最宝贵的黄金时期，献给了争取分蛋糕资格的漫漫征程，直至无心更无力去“做大蛋糕”。毕竟，体制的同化力是巨大的，个人的抗拒力是渺小的。在一个到处充满着机会不平等的社会中，当不少人整日在为争取机会平等进行着不懈努力时，或许十八年后彼此坐在一起喝咖啡的两个人，所能喝到的不过都是半杯咖啡而已，这才是最让人觉得社会过时的时刻。